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来说，南宋理学家朱熹是无法绕过的高峰。他的思想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成为此后元、明、清三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800余年。然而，长期以来，朱熹思想研究面临着诗文作品年代不清、诗词理解存在障碍、误题伪作泛滥、评论散在群籍难以查找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学者对朱熹的深入研究及对朱熹思想现代意义的开掘。

　　2019年，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郭齐、尹波两位教授整理编注的《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13册，400余万字。两位教授倾注10余年心血，完成了史上首次对朱熹文集的深度整理。在日前公布的四川省第十九次社科优秀成果奖中，《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获一等奖。

　　第一个首次 全面确定朱熹作品写作年代

　　《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这个书名本身，包含了本书最大的亮点：编年、评论和注释。

　　“对朱熹作品进行编年，是深入研究朱熹思想的基础。”郭齐认为，在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中，有观点认为，朱熹是孔子之后的第二座高峰，他发展了有关理、气的形而上学理论，并强调“探究事物”的过程和冥想是一种修身方法。而朱熹的思想有其自身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透过他不同时期的作品得到体现，朱熹文集也就成为了解朱熹人生早、中、晚年思想变化的重要依据。

　　“同样一首朱熹的诗词作品，当我们把它放到朱熹不同的人生阶段去理解时，会做出很不一样的解读。”但让郭齐觉得遗憾的是，此前，市面上只有对朱熹部分作品的编年整理。因此在过去的研究中，出现了把朱熹的诗词作品放到错误的年代来解读朱熹思想的情况。

　　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中，郭齐和尹波详细考订了朱熹文集中收录的每一篇诗词文章的写作年代，有的甚至考证到了具体的日期；同时，该书还首次将散见于各处的历代对朱熹作品的评论进行了集纳，并针对朱熹的作品添加了5333条注释。

　　这项工作重大而艰巨，如果不是对朱熹思想有长时间的研究与体悟，很容易出现误判。

　　上世纪80年代，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曾进行《全宋文》的整理，当时负责朱熹作品整理工作的，就是郭齐。“从过去的整理工作中，我们对朱熹整体的思想发展脉络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也对国内与朱熹相关的文献比较熟悉，这也是为什么福建人民出版社会找到我们（整理编注这部作品）。”郭齐表示，“因此，从渊源上讲，《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的准备工作其实已经持续了将近40年。”

　　第二个首次 系统清理八百年间托名伪作

　　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中，郭齐和尹波从既往的朱熹文集之外，增补了新发现的10余篇佚文，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更完整的朱熹文集面貌。

　　“但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文集之外托名朱熹的作品，可能百倍于这个数字。”郭齐表示，由于朱熹思想巨大的影响力，自南宋以来，托名朱熹的伪作众多，其中有的甚至进入语文课本，或是被多篇硕士学位论文专题研究。要在这些署名朱熹的作品中辨别真伪，难度好比大海捞针。

　　整理过程中，郭齐和尹波对这些作品一篇一篇精心甄别，寻找确凿的证据，在10余篇确定的佚文之外，还形成了一个《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通过这个目录，我们对南宋以来800余年间托名朱熹的伪作进行了一次‘总清算’，以后研究者们面对朱熹的佚文难辨真伪时，这个目录能够提供参考。”

　　辨伪过程中，郭齐和尹波首先是基于自身对朱熹思想的理解，将一部分表达的思想与朱熹完全相悖的作品剔除，之后再根据作品的文学水平，对剩下的作品做进一步判断。“现在我们讨论朱熹，更多是从一个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较少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待朱熹。但我认为，无论从诗词还是文章的水平上看，中国文学史上都应该有朱熹的一席之地。那么，那些文笔拙劣的托名作品自然也就可以被判断为伪作了。”

　　过去的古籍整理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国内现存的文献资料，而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中，郭齐和尹波把目光看向更远的地方。据尹波介绍，“我们除了关注国内各处的朱熹文献外，也向周边受朱熹思想影响的日本、韩国等地图书馆寻求帮助，并且实地走访了境外多地找寻珍贵资料。也有很多宝贵的判断依据，来自这些境外图书馆的文献支持。”（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