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近空白到蓬勃发展，从配角搭戏到主导合作，我国涉外法律服务业走过了艰辛的30年。上海律师作为为我国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开放提供服务的参与者、生力军，颇具代表性。

近日，《法制日报》记者走近上海老中青三代涉外律师，聆听他们的30年奋斗史。

审时度势

上世纪90年代初，姓资姓社争论不休，黄浦江畔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先声夺人：计划和资本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而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次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

彼时奔走于美国和上海的段祺华敏锐地意识到，是该回国了。

段祺华是美国华盛顿律师协会第一位外国法律顾问、美国西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裁和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赴美之前，曾是首位司法部派到香港交流学习的研究生。

段祺华说，自己在华盛顿大学硕士毕业论文题目便是《论在中国开办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可能性》，可惜当时导师只给了3.2分，理由是“等你真的在中国开办了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后，我再给你满分”。

1992年7月，段祺华带着家人回到上海，不出所料，开办私人合伙制律所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经过多方努力，直至次年4月8日，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才正式挂牌成立，对外不做宣传，但在内部，段祺华和同事已经按照私人合伙制运行，并与政府“约法三章”：不代理刑事案件、开辟律所新的客户群、律所开辟涉外业务。

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步伐加快，外资不断涌入，本土涉外法律业务需求也在加大。1988年，从上海第一法律顾问处走出的吴伯庆与另3名律师联合创办上海经贸律师事务所（后改称上海金茂律师事务所）。

就像段祺华、吴伯庆他们所经历的，上海第一批涉外律师和涉外律所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开放的步伐成长起来的，可谓时势造英雄。

百舸争流

千禧年前夕，中国入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各种判断、预言和争论接踵而来。

远在日本的裘索刚刚成为一名母亲，她在东京一家精品律所工作数年，被日本法务大臣授予日本外国法事务律师资格，是首位获得这一资质的中国女律师。

“学成必归，报效祖国。”裘索毅然决然地放弃国外优异待遇回到上海，成为是年成立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入世后，我国积极推动法律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由此带动第一波国外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的迅猛发展，也让中国法律服务行业走上国外拓展之路。

上海是外国律师事务所进驻中国的第一站。据统计，目前有200多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设立分所，其中150多家设在上海。2014年，相关新政策相继出台，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可以在上海自贸区与国内律师事务所实行联营，互派法律顾问。

正是通过这样的磨砺和学习，上海涉外律师从依附外国律师事务所提供涉外资源，到主导国际合作，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国际视野不断拓展、执业格局不断扩大，一大批业务精湛、有情怀有担当的中青年涉外律师由此成为中坚力量。

时代搏浪

在不久前落幕的第二届进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经济全球化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越小越好。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号角再次吹响，也赋予涉外法律服务以时代使命。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融天明曾服务过一家中国食品企业，这家企业想在印度扩大投资生产，但不熟悉印度复杂的法律、土地制度。融天明等律师便联系印度律师，协助企业获得新的土地，建造厂房、扩大生产。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云燕曾承接一家中国企业收购德国某啤酒公司的海外并购案。陪同企业赴德考察谈判后，张云燕建议客户转变主营业务方向，促使客户及时调整投资思路，走出一条全新的海外并购之路。

为外商引路，替国人护航，上海最年轻的涉外律师也已茁壮成长，独当一面。

从建立涉外律师人才库，到加强与国际律所、律师协会及律师组织的联系和互动，再到承办各类国际论坛……上海正积极打造上海律师涉外法律服务品牌，为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保驾护航。

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季诺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外国企业要进入中国，中国企业也要走出国门，这一进一出均离不开专业化、职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法律服务。上海律师一定会抓住这一最佳机遇期，奋力书写时代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