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时福茂(左)解答农民工的法律问题。
七月盛夏,骄阳似火,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繁忙如常。被称为“免费农民工律师”的时福茂正坐在办公大厅里,耐心为前来咨询的几名农民工解答问题。在这个墙壁上挂满了锦旗的大厅里,时福茂接待了无数一筹莫展的农民工兄弟,帮助他们用法律武器摆脱讨薪无果、工伤获赔无望的困境；他也曾镇定地应对一些“来者不善”的彪形大汉,泰然自若面对恐吓、威胁电话短信。
成为专职公益律师十年来,生活的清贫、工作的劳累、维权的艰险都未曾让时福茂有过半分动摇。“我出身于农民家庭,知道农民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艰辛。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是我的事业,我对它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时福茂对《法制日报》记者说这番话时,露出他那淳朴真诚的标志性笑容。
百余农民工被欠薪400万
2012年7月末,离中小学开学还有不到一个月,四川包工头周某愁得喝不下水吃不下饭。原来,他手下的100多名农民工在河北廊坊的某楼盘项目中被拖欠了400余万元工资。“眼看快要开学了,工人们本来想给老家读书的孩子寄学费,现在这个愿望根本没法实现”。周某的眉头拧成了麻花。
这一欠薪事件的源头可以回溯到周某承接项目之日。楼盘的开发商将建筑施工工程承包给了建筑公司,建筑公司又将该项目11、12、13号楼的主体结构扩大劳务部分分包给周某。
周某与建筑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内部劳务分包协议》。按照协议规定,公司每月按工程进度月完成量拨付70%劳动报酬。然而楼盘开发商没有按时支付建筑公司工程款,建筑公司也就无法支付施工队劳动报酬。整个2011年,建筑公司只向施工队支付了24万元,周某给每名工人发了1000元工资后,再也没有发放其余的钱。工人们总共400余万元工钱,到2012年工程竣工也没有着落。眼看工程已经结束,建筑公司迟迟不肯结账,百余名工人窝在工地等着发钱,周某急得团团转。很多工人都是他的老乡,有些跟着他出来打工挣钱已经三四年了,出于信任跟他只有口头协议,仅做一些简单的用工记录。“他懂工程,我们都相信他,好多人就没和他签合同”。农民工罗某说。
接下来,周某和工人们踏上了曲折漫长的维权之路。他们到廊坊市广阳区劳动局、廊坊市信访局、廊坊市清欠办、廊坊市建设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反映情况,但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周某还带着工人们在信访局接待大厅住过十几天,白天在大厅里找有关人员讨要说法,晚上就铺开带来的被子在大厅的地板上过夜。
奔波无果被定性恶意讨薪
当年10月底,由廊坊市清欠办发布的《关于周某反映廊坊工程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反馈》,把工人们的心浇了个“透心凉”。这份反馈中认定,建筑公司已按合同支付了工人工资,不存在拖欠；二者签订的分包协议属民事诉讼范围,应通过诉讼解决；农民工是周某雇用的,工资2011年已经结清,周某多次组织农民工集体上访、围堵政府部门,以讨薪为由讨要材料费和租赁费属“恶意讨薪”。明明是被欠薪,却被定性为“恶意讨薪”,工人们很不服气,讨薪之路陷入僵局。
2012年年底,经四川省巴中市驻京办介绍,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代理了此案。“政府先定性为恶意讨薪,翻案非常困难”。时福茂说,被拖欠数额大,人数众多,再加上政府先予定性等因素,都决定了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为还原事情真相,时福茂先后数次前往廊坊市调查取证。数九隆冬,他看到百余名农民工窝住在项目旁的临时房里,为了取暖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屋里。由于手头没有生活费,农民工们拿方便面调料当菜就着米饭吃。他们那干瘦黝黑的身影,深深刺痛了时福茂的心。他暗下决心,不论多艰难,一定要帮助这些远在异乡的工人们拿到应得的工资。
律师援助几经周折终获偿
2013年1月22日,该案在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立案。临近春节,时福茂接到办案法官打来的电话。原来,留守在廊坊工地的工人在法院和对方公司代表起了冲突,情绪异常激动。时福茂赶紧电话联系农民工代表,劝说他们要理性维权,否则一旦触犯刑法,接下来几个春节可能都会和家人分离。他还告诉农民工代表,法院和律师都在争取帮他们先取得回家的路费,很有希望成功维权。经过时福茂的劝说,工人们答应不再采取过激行为。
经过一天的调解,建筑公司决定拿出10.8万元支付部分农民工春节返乡路费。然而,就在法院发放路费的当天下午,楼盘开发商出具的支票一时无法兑现。面对农民工们盼望回家的焦灼目光,广阳区法院副院长和几个庭长与时福茂沟通后,用个人的工资凑齐了10.8万元,给留守在廊坊的36名农民工每人支付了3000元路费。发完钱已是晚上8点多,农民工们终于在春节前匆忙而又忐忑地踏上了返乡之路。
2013年8月20日,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就某楼盘项目劳务合同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周某、建筑公司和楼盘开发商就拖欠的400余万元工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4年1月7日,该案在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二审。被告还想做最后一搏,但法律终究站在了正义一方。20天后,时福茂接到了二审判决,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12名农民工拿到了用于支撑全家生活的血汗钱。
帮助农民工维权虽苦犹甜
某楼盘项目欠薪案件是时福茂为农民工代理过的众多案件中的一起。历时4年帮助天津断臂童工于某讨回赔偿73万元；经过50余次艰难调查、诉讼和执行,为郭某等68名农民工讨回工资；代理山东农民工徐某诉“肯德基”假劳务派遣案,促使肯德基改变在中国的用工方式,直接受益者达万人以上。
成为专职公益律师10年来,时福茂共办理2000余起农民工维权案件,讨回工资款、工伤赔偿金4000万元。他还整理多年维权中成功的办案经验、技巧和相关法律,编写出版农民工维权丛书,如《如何追讨欠薪》《如何签订劳动合同》《谁动了他们的权利——中国农民工维权案例精析》等。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父亲和哥哥都是农民工”。时福茂说,他从16岁开始就利用暑假跟随父亲外出打工。先后做过搬运工、建筑工,从中考直到大学毕业,所有寒暑假都是在建筑工地上度过的,年逾七旬的老父亲至今还在工地上干活。
1996年,法学专业毕业的时福茂被分配到一家面粉厂工作。不久,他主动申请下了车间,成为一名面粉搬运工。他利用闲暇时间复习法律知识,并于1997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在与众多农民工兄弟共同劳作和生活的日子里,我与他们建立起了深厚而特殊的感情”。时福茂说,“当他们遭遇侵权、蒙受痛苦的时候,我如临其境,感同身受。正因为如此,1998年我走上律师道路的第一天,就告诉自己:一定要为弱者伸张正义!”
2004年7月,北京著名公益律师佟丽华邀请时福茂进京,一起创立我国第一家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时福茂担任工作站执行主任。选择做公益律师,生活免不了清贫。时福茂一家三口刚进北京时,很长一段时间租住在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里。妻子为了支持他,辞去在银行的工作,自学法律知识,成为他的助理。他经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工地之间往来奔波。
“看到数以万计农民工因我们的工作而受益,看到跟父辈一样的老人泪洒衣襟的拜谢,看到农民工兄弟用冻裂的双手数着血汗钱,看到满墙锦旗、高高堆起的感谢信,我深深感到作为一名维权律师的价值、尊严和生命的意义”。时福茂说,“虽然做公益律师让我舍弃了获得丰厚物质财富的机会,但我收获了金钱买不到的信任和感激,我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