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果不召集怎么办，召集之后如果不来怎么办，来了之后如果不好好干事怎么办，干事之后如果没有效果怎么办，以及谁来监督和问责，谁来评估和问效等等。这些都是“吹哨制度”能否持续和持久的关键，也是最难解决的机制和制度问题。

　　北京市人大代表、市委书记蔡奇24日参加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东城团审议会，现场讨论最热烈的是“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这一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情况。蔡奇指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机制，乡镇在城市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要进一步明确乡镇的统筹职责，加大街乡考核部门的权重。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在行政执法和公共管理过程中，不同程度存在“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现象。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乡镇一级具有监督权并容易发现问题，然而却没有执法权，相关行政执法部门有执法权，却很难发现案源或者线索。由于条块分割和部门分治，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见好处就上，见困难就让”，争利与推责并存，影响了行政效率和政府权威。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平谷区首创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联合执法模式，街乡发现什么问题，只要“吹声哨”，各相关部门执法人员须在30分钟内赶到执法现场，根据职责拿出具体执法措施，“事不完，人不走”。街乡作为属地管理者被授予了“召集权”和“吹哨权 ”，一旦发现问题和违法线索，就发出召集信号共商对策，共同开展执法行动并最终解决问题。这种“一元为主，多体结合”的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责任归属、责任错位与缺位的问题，实行了资源与要素的充分结合。

　　把该参与的机构和力量都纳入进来，由此破解“执法难”和“办事难”困局，除了力量整合的“大部制”，这种小范围联动也属于典型的“共治模式”——由各参与者共同参与治理，各负其责、各尽其能以发挥整体优势，每个部分的权力都有边界，也有重合，在一起办事就能有效化解矛盾。如各地在城管执法过程中，或实行常态化联合执法，或实行执法权委托，组建更为强大的综合执法机构。北京市探索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是联合执法模式的延伸，并由条条结合向条块结合扩展，有利于推动精准监管执法和城市精细化治理。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治理模式不是凭空而来，之前北京和其他地方已有相关探索和经验，最典型的是各地建立的部门联席会议或者联合执法模式。以食品安全治理和安全生产为例，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或者安委会办公室承担着协调作用，虽然自身不具有执法权，不能具体实施执法，但具备组织和协调执法的权力，某项工作应由一个部门或者几个部门开展执法，都由该机构决定并督促实施。这种召集权和指派权，与乡镇的召集和吹哨有异曲同工之妙，并在实践中显示了应有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和其他治理模式一样，“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也要有强力问责问效跟进，以避免在执行和落实中被打折扣，避免变成虎头蛇尾，热闹一阵就冷寂起来。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果不召集怎么办，召集之后如果不来怎么办，来了之后如果不好好干事怎么办，干事之后如果没有效果怎么办，以及谁来监督和问责，谁来评估和问效等等。这些都是“吹哨制度”能否持续和持久的关键，也是最难解决的机制和制度问题。

　　大量事实表明，整体与局部严重脱节，联合与分治变成“两张皮”，都是权力部门不作为、乱作为的结果。“问效先问权，问责要到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和约束权力。在“谁主管，谁负责”的框架内，按图索骥进行责任倒查和问责追究，做到责权利匹配对等，才能真正让把关者、监督者和服务者“把责任扛起来”，避免机制创新最后沦为华而不实的口号。

　　总之，实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重在加强机制和制度建设，只有依法依规强化问责问效，联合执法链模式才能走得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