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泉

　　对于一些我们看不太懂的司法案件，媒体和评论者不妨都先冷静几分钟，先别急着表态，给自己留下一点思考的空间。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脾气急躁、情绪偏激，大概是青春期吧，凡事总爱发一些负面评论，指责别人智商低、行为愚蠢。因为这个原因也闹过不少笑话，事后证明做蠢事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后来父亲告诉我，遇事指责别人之前先冷静三分钟，然后再开口说话。慢慢地，我这个急躁的毛病才开始好了一些。

　　最近，一些人开始关注深圳的鹦鹉案。江西九江籍男子王鹏在深圳工厂里捡到一只鹦鹉，带回家小心饲养，后又买回一只配对。三年来他细心钻研，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自学养殖鹦鹉技术，竟然无师自通，孵化出四十多只鹦鹉。2016年4月他出售过两只鹦鹉。但没多久买者（贩鹦鹉者）被抓，供出了王鹏。王鹏被抓一年后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这个案子乍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最近发生的多起类似案例:“河南省卢氏县农民在田边挖了三株野草（兰草中的蕙兰）被判刑三年”“大学生掏鸟蛋被判刑十年”“天津老太摆射击摊被判刑”等。如此多的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案件听上去很“奇葩”，法院引用的法条很褊狭，不具有普遍性，如果这样的事情都能获刑，那么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犯法，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恐怖。

　　的确，中国有句古话叫“不知者无罪”。在法律上也有一个名词叫“犯意”，即被告人主观上的犯罪故意，从法理上讲，一般情况下，没有犯罪故意就不构成犯罪。对上述案件，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不是生物学家，我怎么知道我养的鹦鹉就是濒危物种，我挖的野草就是珍稀的蕙兰。我也不是枪支专家，我更不知道我摆摊用的枪达到了多少焦耳，所以我没有犯罪故意，也就不构成犯罪。

　　这话听上去确实很有道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只要不是专业出身都分不清动植物的物种，何况一个普通农民？但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你不知道那几株草是蕙兰，未见得其他农民就不知道。

　　中国的普法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到现在已进入到了七五普法阶段。这30多年的普法不是白普的，各地普法部门都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进行普法宣传工作。比如，对拐卖妇女儿童严重的地方重点普及刑法的相关知识，对江河湖海周围的渔民，重点普及渔业、水法等方面的知识，而对于山区的居民则重点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方面的知识。我们知道现在有些山区的农民，在面对野生动物滋扰时，不是选择拿起猎枪自卫，而是会选择避让，因为他们清楚要保护野生动物，而且他们因此受到的损失政府会给予补偿。

　　所以，记者也好，外来者也罢，可能自己分不清什么是野草，什么是蕙兰，但当地的农民很有可能非常清楚，而且深知其不菲的价值。所以，不要用你自己的知识体系来衡量别人的知识体系，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接触的事物不同，即使他比你学历低，可能依然掌握着你所不了解的知识。

　　再回到深圳的鹦鹉案，其中有一段对被告人王鹏的描述，连他的辩护律师都承认，“三年来他细心钻研，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自学养殖鹦鹉技术”。通过三年的学习，王鹏一定是掌握了很多普通人不了解的鹦鹉知识，那你怎么能肯定他没有犯意？当然，有没有犯意还需要法庭调查和相关的证据，这里不好说，但是我们不能“以己度人”，认为自己没有相关的生物学知识，别人也就没有。

　　当然，具体案件还要具体分析，比如天津枪案就和这两个案子不同。摆摊的老太太确实不懂枪的知识，不仅她不懂，其实很多专业人士也未必能弄得清楚，所以事情发生以后，舆论才会一边倒，最后老太太也才会获缓刑。这个事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普法的重要性。

　　对于一些我们看不太懂的司法案件，媒体和评论者不妨都先冷静几分钟，先别急着表态，给自己留下一点思考的空间。当前，中国的法官大都是进行过专业训练，经过专业考试的，而且通过庭审他们获得了很多我们外人无法获得的更详细、真实、且被证据证明的信息，他们可能会犯错误，但他们不会比我们普通人更愚蠢。如果你觉得他“奇葩”，那他一定有“奇葩”的理由，你不妨听听他的理由，然后再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