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申 茜 赵婀娜 葛亮亮 魏哲哲

稿件统筹：杨 彦

　　版面设计：蔡华伟

　　编者的话

　　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举行，中央企业智库联盟成立，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联手打造高端智库平台……一段时期以来，智库成为热词，日渐走进经济社会生活。我国各类智库亦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统计，现阶段，我国比较活跃的各类智库已有200多家(不包括高校智库)，初步形成了官方智库为主，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和社会智库共同发展的全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度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那么，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着怎样的意义？应该如何坚持中国道路、聚焦中国发展、发出中国声音？请看专家对话。

　　中国智库 中国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智库呈现加速发展的崭新局面。同时，在“智库热”中，有影响力的智库还相对有限

　　记者：近年来，我国各类智库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不但在国家发展中扮演起日益重要的作用，更日渐走近寻常百姓，让越来越多的人分享其研究成果。那么，智库是什么、在我国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王辉耀：事实上，智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上溯至齐国的稷下学宫和战国四公子的门客集团，都是中国著名的早期智囊团。汉高祖刘邦有“三杰”、唐太宗李世民有“二十八功臣”，以及后来的幕僚制度，都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智库”。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智库应运而生，官方主导的智库首先出现。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国智库呈现加速发展的崭新局面。

　　刘元春：现代意义上的智库起源于西方，最早是个军事用语，指二战期间防务专家和军事战略家们讨论作战计划和制定战略的保密室。我们现在所谈的智库，是指诞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鉴的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官方、大学和社会智库等类型。

　　记者：就我国现状来说，智库的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出现了哪些问题？

　　刘元春：根据美国某研究机构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2016年全球拥有智库6846家，其中中国435家，为世界第二智库大国。可以说，中国智库的发展无论在政治环境、舆论环境、人才资源、资金保障还是社会需求上都进入了黄金时代。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下的“智库热”中，有影响力的智库还相对有限，管用的智库产品更少——有些智库机构疏于研究问题，却专注于对外包装、智库排名；一些专家也是打着智库的旗号，忙于争抢课题和项目，能耐心做研究的不多。

　　袁岳：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大数据时代，现代智库的最大特点是由过去个体化的行为变成了组织化的行为，由基于个人智慧判断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更多依据科学数据的行为。然而，我们的很多智库跟传统的“智囊”没什么区别，还是以个体发表观点和写文章为特点。我认为，推进智库现代化建设是个亟须面对的问题。比如，“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很多国家，各国的政局稳定性、经济发展程度等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时，要分成很多个有针对性的项目和主题，把问题研究引向深入。

　　新型智库 核心支柱

　　■专业性、独立性、公益性是智库的重要特质；智库建设应立足于当下国情、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决策

　　记者：2015年12月1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强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那么，您认为，这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如何具体体现？

　　迟福林：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认为应从“中国特色”和“新型”两方面理解和把握。一方面，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要求智库建设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战略与行动研究，立足于当下国情、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改革政策决策，坚持中国道路、聚焦中国发展、发出中国声音。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对农村土地承包期限问题有过激烈争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交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建议，被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采用；2003年SARS危机后，中改院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揽子”政策建议；2015年，中改院又发出了建设中欧自贸区的呼声……另一方面，智库发展更应强调“创新”，尤应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保持客观独立性，强化专业性，塑造理性、专业和有担当的新型智库特色。

　　记者：的确，专业性、独立性、影响力等，都是评价智库的重要因素。智库建设关系着国家的发展，而智库的价值取向更是关乎决策、关乎“灵魂”的大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具体需要以怎样的价值取向为支撑、目前又出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朱旭峰：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关节点在于专业性和独立性。专业性是智库区别于其他政策参与者最重要的品格，意味着专家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要有长期积累。与此同时，独立性也是每个智库都应追求的价值取向。所谓智库独立性的丧失，其实质是智库被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绑架了，公信力自然不复存在。

　　袁岳：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现在不少智库从业者更关心的还是找到符合政府部门意图的课题。有些时候，基于数据分析的智库所做出来的研究结果可能和政府机构的预期和初衷存在差异，按理说智库应该把科学的结果提供出来，但事实上，有些报告却可能会作一定程度的修改。

　　刘元春：的确，现在一些智库缺乏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甚至会囿于小团体或自身利益，发表一些偏激甚至错误的观点，既缺乏国家层面的宏观视野，服务性与公益性也不足……这无论是对智库的长远发展还是对国家的稳定和谐，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规范引导 优胜劣汰

　　■以公益性和非营利性为导向营造智库思想市场环境，促进高水平智库脱颖而出

　　记者：在我国智库建设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希望借助这些智库吸纳更为广泛的研究成果以提供决策参考，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为避免一些智库偏激、错误观点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又需要对其进行一定规制。在“培育”与“规制”之间如何平衡？

　　刘元春：“培育”与“规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推进智库思想创新的两翼。从培育的维度看，应进一步放开思想市场，推进中国智库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型；应进一步加强高校智库建设，促进大学智库成为中国思想创新的“发动机”；对于社会智库的发展，应在市场准入和税收政策上给予一定倾斜。从规制看，一个公开、透明、竞争的智库思想市场本身就可以提供强大的约束力，制约、规范参与者的行为。同时，为了避免市场失灵，为了增进效率、促进公平、保持稳定，政府也可以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管理。

　　迟福林：智库的本质属性是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思想产品，需要以强化智库的公益服务导向和非营利机构属性为重点，加快完善智库管理的体制机制，加强对各类智库发展的规范和引导。近年来，一些领域和地方出现了“智库热”。这一方面表明社会对智库发展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需要理性看待我国智库发展的现实差距，不可拔苗助长，应促进高水平的智库通过公平竞争脱颖而出。

　　袁岳：智库是一个专门的行当。事实上，偏激的观点本不应出于智库。智库应基于准确的数据，需要一整套的方法论，结果应该是运算出来、科学可靠的。但现在一些智库，只是原来的机构翻了块牌子，出现一些问题又因缺乏专门的管理人才，整治起来有一定难度。我认为，除了通过外力规范以外，还应着力从内部提升各类智库的专业性，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方法的科学性，降低偏激、错误结论出现的可能性。

　　记者：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应从哪些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朱旭峰：这不仅需要智库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外部制度环境的营造。其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首先，政府逐渐建立政策思想搜集和筛选机制，搭建多种形式的思想交流平台。其次，政府委托智库进行专项研究是最直接有效的采纳专家意见的方式，这需要完善智库评审和智库竞争机制。第三，建立有效制度，保障智库获得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尽量减少一些智库迫于生计而受利益驱动的可能性。

　　王辉耀：在社会和专家学者的个人层面，同样存在极大的提升空间。九成左右的中国智库是官方智库，在影响决策中起关键作用，而社会智库却面临生存困境。智库之间竞争不足，进一步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动力就会有所欠缺。建议更多鼓励商业协会、公益组织等为社会智库机构捐资，营造公益捐赠的社会风气；同时加强对各类智库的管理和规范，形成更为良性的“竞争机制”。对专家学者而言，应注重涵养家国情怀，努力保证自身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独立性，真正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贡献一份力量。

　　(史恩赐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