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评论》创办后一直由当时国内法界名流江庸任社长。江庸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修订法律馆纂修、京师法律学堂教习、大理院推事、司法部次长等要职，在国内法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学术刊物与学术发展之间关系是个世人尽知的话题。说到民国时期的法学刊物，无论是以质量、办刊时间的长短，还是实际影响力等指标进行观察，《法律评论》无疑都首屈一指。

先说历史之悠久。清末以降，伴随着政府对公民言论管控的削弱，以及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各类学术刊物，包括法学刊物层出不穷。但由于种种原因存在时间大都较短，有的甚至是昙花一现，《法律评论》创办于1923年6月，为朝阳大学的校刊。初为周刊，后陆续改为双周刊和月刊。创刊后尽管杂志社的社址数度搬迁，但刊物却一直连续正常出版。1937年抗战爆发，战火蔓延半个中国刊物被迫停办，1947年7月时局稍有好转旋即于南京复刊发行。1949年国内战事吃紧，不得已再次被迫关门歇业，1950年代在旅台校友的谋划下，《法律评论》于台北成功复刊，是中国历史上办刊时间最为悠久的法学期刊。

再说内容之丰富。初办时的《法律评论》系一本新闻和学术兼顾的刊物，法学理论文章、国家的立法进展和最新司法判例、律师状词、法政时事、历史典故和法界逸闻几乎无所不录。尽管后来逐渐演变为双月刊和月刊，但却始终保持着内容丰富的特点。

最后说影响。由于刊物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而快捷、加之信息准确，因而倍受读者欢迎。一年之后便“销路日广”，订购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研究者和研习法政之学生，成为沟通法学界和法律界的重要桥梁，为繁荣学术，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动荡的民国时期，一家民办的法学刊物为何会取得如此的成功，原因何在？

第一，有位好社长。《法律评论》创办后一直由当时国内法界名流江庸任社长。江庸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修订法律馆纂修、京师法律学堂教习、大理院推事、司法部次长等要职，在国内法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此外，他还热心办刊物，公开著文云“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当与天下人共讨论之，使各竭智虑，推究其蕴奥，辨析其是非，而发为言论，庶几真理辈出，学术得日以昌明。吾国标榜法治，十有余载，法令如毛，法校林立，乃关于法学之公共发表之机关，竟几乎无闻，鄙人不敏，窃以为憾，乃藉本刊，以为嚆矢。”

第二，清晰的定位和办刊宗旨。坚持独立办刊，“本刊之创办之初，即未募集基金，并宣言不受政府补助”，观点上包容并蓄，学术至上，从不回避任何敏感问题，以质量求生存。“关于司法制度之兴废改进有所主张者，不问其意见与本社同人合否一律登载，期得反映各方之见地，以资法界之借镜参考，” “若一新法令颁行，与人民有利害之关系，一新判例发表，与学理有研究之价值，本社则以为推求其利弊，商量其得失，为职志之所在，而不敢安于沉默。” 此外，在办刊宗旨上，关注中国的法律实践，侧重“司法制度之兴废改革”，其时国内的法学刊物大都注重对国外法制的译介，《法律评论》的办刊宗旨与其他刊物形成了鲜明的互补。因而业界对杂志普遍寄予厚望，创刊号上学界领袖和政治巨擘梁启超等人亲笔题辞。

第三，强大的作者群体。《法律评论》注意团结作者，发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仁，如石志泉、陈瑾昆、郑天锡、陆鸿仪、朱文伯等均为当时国内法学界一流的学者，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撰稿人，还都是义务撰稿，不要稿费，为杂志社节省了一小笔开支。

第四，充分利用校友的资源。创办于1912年的朝阳大学，系中国最早的法科高等学校之一，在当时的国内法学教育界拥有良好的声誉，培养了大批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人才，堪称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的摇篮，有“无朝不成院” 的美誉，（即没有朝阳毕业生办不成法院）。杂志社借助校友的资源与司法实务部门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而信息来源渠道稳定，且准确。此外，杂志社还借助法学会的渠道办发行所，直接面向读者，既节省了广告的费用，发行又更有针对性。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中国近现代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