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运钞车当然有别于一般社会车辆，然而特殊不意味着可以隔绝于社会生态之外，更不能被神秘化。运钞车、押钞员处理潜在的风险和意外，既要能保障押运安全，又能确保公众的安全感。

　　10月27日，广东东莞长安镇乌沙环南路路段“砰”的一声枪响，25岁的男子黄武林倒地身亡。11月1日，黄武林被押运员枪杀事件已过去了5天，其遗体在东莞接受解剖。死者家属称，有多位目击者力证，运钞车刮蹭到了在路边行走的黄武林，却没有停留，也没有道歉，才引发黄武林追砸运钞车。（中国江西网11月2日）

　　近年来涉及押钞员的安全事件并非这一起。2007年沈阳押运员银行内枪杀储户，2010年黑龙江七台河押钞员枪击路人，2014年广州一押钞员因配枪走火身亡……公开报道的事故虽然不多，但只要出事，就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因此对此类事件必须引起绝对的重视。

　　对广东的这起案件，舆论态度呈现明显分野。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砸运钞车被击毙，是“自作自受”。这一认识本身就反映了部分人对押钞这一特殊行业的认知隔阂。且不说，作为特殊行业的从业者，押钞员并无执法权，即便法律赋予了其在特殊情况下开枪的权力，也并不意味着公众只能选择“躲避”或“惹不起”。押钞员拥有某种特殊权力，更应该接受相应的严格约束。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银行守库、押运人员在执行任务中使用武器的规定》，押运人员可以使用武器的四种情形，都有“非开枪不能制止”的限制。但从前述广东和黑龙江两起押钞员开枪事件看，涉事押钞员均违背了这一限制条款，事后也都被追究了相应刑事责任。以此而言，押钞员专业素养的欠缺和武器使用管理可能存在的失范，或并非公众多虑。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面对砸车行为，押钞员开枪击毙与“非开枪不能制止”的情形有着明显出入。这个细节也是事件调查、定性、追责的关键所在。

　　关于此案的诱发原因，坊间流传多个版本的说法。死者家属通过调查，认为系死者生前被运钞车剐蹭，但押运员并未道歉，导致了事件走向极端。此说法暂未获证实，对于类似突发事件的处理，却是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运钞车若真的碰到这种突发状况，恰当的处理方式是怎样应该有明确的标准。

　　运钞车当然有别于一般社会车辆，然而特殊不意味着可以隔绝于社会生态之外，更不能被神秘化。运钞车、押钞员处理潜在的风险和意外，既要能保障押运安全，又能确保公众的安全。公众不仅需要知道应该与运钞车保持适当的“距离”，更应该知道什么才是恰当而安全的“距离”。比如，押钞员遇到个人性质的纠纷，是否有使用武器的正当权力？在现代社会，安全感源自界限分明的权力观与规则意识，明确界限，对押钞员和公众都是好事。

　　对这起事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除了事后几家媒体的评论，目前详细的深度报道并不多见。媒体报道的“冷场”无疑耐人寻味。期待有关方面充分做好案件信息公开工作，既给死者家属以公道，也打消外界的疑虑。

　　押运本身是一个致力于维护安全的行业。这种安全的维护，不仅是对内，也应当建立在让外界感受到安全的基础之上。维护和管控好运钞车与社会的“安全距离”，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