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中心监测发现，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江苏淮安及周边地区20余家公司大量外汇频繁异常结汇，警方由此破获一起涉及金额近30亿元的“招商作假”大案。2015年，黄兰英等7名招商引资“掮客”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5人提起上诉。近期，江苏淮安市法院将开庭二审此案。

这里的“招商作假”，是指淮安一些基层政府借用港澳特区商人的身份，注册纯粹的空壳公司，从中介机构那里借来“外资”，注资完毕后，再以支付工程款、设备款的名义把资金转回去。按照约定，每用这种方式完成“招商引资”100万美元，中介机构可收取12.5万至18万元人民币作为手续费。有的基层政府还被指向中介机构出具履约承诺书。如此“招商作假”且形成完整的利益链条，令人触目惊心。

近年来，多种手法的“招商作假”在各地上演，甚至成为一些地方的通病。前段时间，《人民日报》报道了多个省市“招商秀场”上的重复签约现象，也是一种典型的“招商作假”——招商任务一般从省级分解到市级，市级再分解到各部门，各部门完成任务有困难，就把主意打到重复签约上来，企业对此邀约虽不情愿，却也不愿得罪人，只好来回跑场。西部有个招商会为拼凑签约成果，让各个经济部门到全国各地招商，不管项目最后能否落地，先把企业邀请来“签约”再说。一些单位为了完成任务，跑到兄弟省市找对口单位求援，请人家出面组织企业参展“签约”，对方有此类需求，当地也会全力配合，双方心照不宣“表扬签约”……

从根本上说，“招商作假”折射的正是某些地方官员的“政绩饥渴症”。在片面的政绩观驱使之下，招来商引来资成了头等大事当务之急，一切都围着招商引资转，说到底是围着自己的政绩转。那些患有严重“政绩饥渴症”的地方，难以成为理想的投资之地倒也罢了，除了劳民伤财，反而拖累地方经济发展，许多官员更因此以身试法，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当地政府的形象。这一次，江苏淮安一些基层政府官员因“招商作假”被查处，几名中介机构人员被处刑罚，体现了严惩违法违规招商行为的决心和力度，值得肯定。与此同时，对这样的查处追究及其背后的治理逻辑，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追问与探究。

淮安一些基层政府“招商作假”被查处，不是有关方面在日常检查或专门调查中发现了线索，而是央行反洗钱中心监测“带”出了线索，“招商作假”者由此东窗事发。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如果不是基层政府“招商作假”手段过于笨拙，短期内出现了特别巨大外汇资金频繁异动，如果不是反洗钱机构工作细致、及时发现线索并移交处理，这样的“假招商”还能不能被发现呢？

淮安“招商作假”案中，每完成一笔100万美元的境内外划款，基层政府就要支付12.5万至18万元人民币作为手续费，而“假招商”总额高达30亿，被欺诈、浪费的所谓手续费当是一笔惊人的款项，涉及的人员也当远非个别。然而，最后只有7名中介机构人员被追究刑责，且都是执行缓刑，处罚范围之小、力度之轻，自然让人难免心意难平。

就此案来说，相关中介机构以虚假注册的公司、业务骗取地方政府手续费，符合诈骗罪的特点，到底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责，还是应当以诈骗罪追责（当地法院以非法经营罪追责），值得深究。基层政府和相关官员或要求、或配合中介机构搞“招商作假”，进而损失巨额的手续费等，让国家资金白白流失，显然有滥用职权、失职渎职之嫌。目前这方面的追究还很不到位，对此决不能轻轻放下，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