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是寄附在信息技术上的丑恶毒瘤，它来势凶猛，有点让人措手不及，但是从孟书记的上海讲话中可以看出，消灭电信诈骗我们有方法、有手段、更有决心

　　叶 泉

　　这两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正在上海考察，而考察的内容正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反电信网络诈骗。

　　从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致死案开始，连续多日舆论的焦点始终都是电信诈骗。各种各样的电信诈骗案被媒体广泛报道，“骗子之乡”也被记者们扒出来，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基层社会治理之问。在人们对电信诈骗群情激愤、同仇敌忾之际，孟书记在上海的考察显然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以问题为导向，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直以来都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法机关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孟书记的这一举动明确释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政法机关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呼声，打击电信诈骗政法机关有作为、有行动。

　　那么，孟书记就打击电信诈骗究竟提出了哪些方法和手段呢?总结一下，主要有三点。

　　第一，联手治理。我们说，近年来电信诈骗高发频发，破案率却低得不好意思说。这不是警察无能，也不是骗子太狡猾，而是我们社会治理的漏洞太多，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太差。电信诈骗涉及的部门主要有电信、银行、公安等，而公安部门其实是最后一道防线，等案子到了公安机关这里时，受害人的损失已经造成，要想挽回已经非常困难了。

　　所以，打击电信诈骗不能只靠警方孤军奋战，作为电信诈骗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的电信和银行，也要成为公安机关的好队友。不仅要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且更要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为公安机关打击电信诈骗提供有效的支持与配合。

　　孟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说，要加强公安机关各警种之间以及公安机关与银行、通讯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全国反电信诈骗工作平台。其意就在于此，跨界联动、快速反应、以快打快，是打击电信诈骗的制胜之举。

　　第二，技术治理。电信诈骗是技术的产物，而技术的问题最终还需要技术来解决。我们知道，电信诈骗案不是破不了，而是案件太多，破案的成本太高，一个案子的破获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公安机关不得不首选那些影响恶劣、涉案数额巨大的案件来破，而对那些普通案件，只能采用宣传教育，提高人们防范能力的方法来解决，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和不满。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有案必破，所有的损失都能追回，那就需要从技术上找出路，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甚至是量子技术来降低追踪资金流向以及破案的成本。事实上，某一类案件的高发，往往与当时特定的科技水平相关，只有突破相关技术瓶颈才能从根本上消灭此类犯罪。

　　为此，孟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才特别强调了技术的运用。他说，要围绕信息流、资金流、人员流，强化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应用，提升源头阻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智能化水平。可见，技术治理才是对电信诈骗的源头治理。

　　第三，信息安全。电信诈骗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中招，主要原因是很多骗子采取了为受害人量身定做的精确诈骗手段。以徐玉玉案为例，骗子能准确地说出受害人的姓名、住址、学校、家庭情况等详细信息，让受害人不能不信。而清华大学被骗1700多万元的教师也是中了这个套路。骗子能掌握这些信息有两种可能的渠道:一个是通过“内鬼”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另一个是通过“黑客”攻击相关政府或企业网站，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无论通过上述哪种方式获取个人信息，都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必须运用刑法予以严惩。孟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要严厉打击泄露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的“黑色产业链”。

　　电信诈骗是寄附在信息技术上的丑恶毒瘤，它来势凶猛，有点让人措手不及，但是从孟书记的上海讲话中可以看出，消灭电信诈骗我们有方法、有手段、更有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