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山东疫苗案，我注意到几个特点：

　　其一，既有的法律法规并不缺乏，但是执行缺位。

　　目前，官方将山东疫苗大案定性为“非法经营”，而所涉之“法”包括：《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等。

　　纵观上述法律法规，结论很清楚：药品零售企业不得从事疫苗经营活动；如有违反，最高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明知他人不具备合法经营资质、仍提供疫苗的，依法可作为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上述法律得到严格执行，不具备疫苗经营资质的庞某，根本不可能卖出一支疫苗。可是，她居然能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利用网络、快递等最普通的手段，干得风生水起，在业内“颇有威望”，似乎完全处于法外之地。

　　其二，这不是一个新形态的犯罪，庞某犯罪更不是新案。

　　早在2009年，庞某就曾因非法贩卖疫苗被判缓刑。但是，她不但没有收手，反而在缓刑期间重操旧业，“生意”做得更大，上下线网络遍布全国18个省市。

　　缓刑期间，重操旧业，变本加厉，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司法部门在哪里？监管部门在哪里？

　　其三，山东疫苗非法经营案曝光后，监管方迅即由此前的疲软，变得看似“雷厉风行”。

　　山东省罕见地公布了警方查获的庞某的上下线名单和手机号码；国家食药总局连发三条公告，督促各地监管部门限期核对涉案的嫌疑人员信息，每日上报进展，及时向公众公开；还有许多地方的卫计主管部门，在事发之后就大动作地发布公告称：自己辖下的正规疫苗接种渠道没有问题，并未发现与庞某网络的上下线成员存在交易关系等等。

　　凡此种种的大动作，却难免有撇清责任之嫌。试问，这类非法经营疫苗，从原本应该封闭、严谨的防疫疾控炼条外流出去后，在体制内非法勾串疫苗贩子，售出或购入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岂会轻易留下毫不掩饰的台账？而在体制外，那些购入非法外流疫苗的“非正规”接种站点，又为何能够在各地疾控和卫计部门的眼皮下长期存在？

　　按照规定，疫苗应该由卫计系统管理的疾控中心主导分发、配送，再由药监系统全程监督。但是，地方上的药监局却可以推诿说，他们比地方上的卫计部门级别低半级，因此很难深入疾控体系内部进行监督；另外，临近有效期的疫苗如何处理，国家也无明确规定——似乎疫苗脱离全封闭环，在正规体系外的“黑市”里循环，竟是无可奈何？

　　但事实上，从疫苗生产企业、疫苗经销批发企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到接种单位这四者中，每个单位都负有审查疫苗及其经营者资质的义务。只要有一个环节略微严格，即可斩断罪恶的链条。

　　两年前，我曾经就“神经递质检测仪骗局”报道，写过一篇编辑手记“平庸之恶”，其中提到：阿伦特认为，罪恶有两种，一种是极权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一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即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面对罪恶，无动于衷；情急之下，主动参与——积小恶成大恶，这就是“平庸之恶”。

　　这一段论述，对于山东疫苗非法经营案，同样适用。庞某能以缓刑带罪之身，继续“非法经营”达五六年之久，犯下如此大罪，且至少已波及全国24个省份，绝无理由。如果有，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社会底线的失守，人心的溃散。

　　怎么办？恐怕就事论事已经无济于事，而需要从政治到法律，从道德到文化的整体改造。路遥日暮，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