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罗红涛（中）到农村调解案件。

人物档案

罗红涛，1973年5月生，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民法院新区审判庭立案室负责人。2011年至2013年，个人诉前调解案件在全市法院名列前茅。他总结出适用于调解的“望闻问切”法，极大促进了诉前调解工作开展。

2011年，罗红涛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千名办案标兵”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2012年10月25日，陕西首个以法官个人名字命名的法官工作室——新区审判庭红涛法官工作室成立；同年，陕西省委政法委授予他“人民群众满意的政法干警”荣誉称号。2015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他“全国优秀法官”称号。

秋日的一个上午，高家村的一个巷口，罗红涛被冯老汉拦下自行车。

罗红涛是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民法院新区审判庭法官，人正中年，微胖，爱笑。此刻被拦在巷口，依旧笑眯眯地，扶住冯老汉的轮椅。

冯老汉坐在轮椅上，伸出5个手指，说：“我要打官司！村里耍赖，欠我的5000块钱，20年了不还……”

20年前，冯家在村口开了个小卖部。冯老汉说，那时家有余钱，村干部借走5000元，还打有借条。前两天媳妇拾掇房子，发现了当年的借条，但村干部不认，还说村长都换了好几茬，这账没法还。

罗红涛心里有些忐忑：20多年诉讼时效早都过了。可他还是笑眯眯地，扶着老汉的轮椅，说：“走，咱先去看看村里打的借条。”

高家村在铜川新区，家家都盖了小楼。冯老汉还住在烂平房里。罗红涛晓得，十多年前，老冯遭遇车祸，家境衰落，脾气变得有些暴躁。在回家的巷道里，冯老汉细细算账：“这么多年过去，那5000块钱，连利息怎么都得10万元朝上。”

到得冯家，面对借条，罗红涛的笑，变成了苦笑：当年村上打给老冯的借条，被老鼠啃得稀巴烂，成了一堆纸片片。

这可咋办？罗红涛皱起眉头，正思酌间，冯老汉急了，手指头差点触到罗红涛的鼻子尖：“官官相护！你是不是怕得罪村干部，不想管这事了？”

罗红涛依然皱着眉头，没有辩解，琢磨着农村很多人不懂得“诉讼时效”，只认“欠债还钱”，看来案子只能走调解的路子。

连续3个晚上，罗红涛和冯老汉一起，把借条的碎片一片一片拼凑起来。一边拼凑，一边与冯老汉拉话，说一些法律规定、人情世故。看着罗红涛额头沁出的汗珠，老汉的脸色一天比一天柔和。碎片被老鼠啃得实在太小了，看得人两眼昏花，可是最多也只能还原1000块钱的借条。冯老汉发了话：这个事，法官咋断定，就咋办，绝无二话。

可是村干部还不愿意呢，说：“打官司凭的就是证据，法官可不能偏听偏信拉偏架。”

接下来的日子里，一得空，罗红涛就骑着电动自行车跑高家村，找干部，找长者，用了两个月，终于促成村里下了决定，把5000块钱还给老冯。

一场20年的陈案，结了。骑车经过高家村的巷道，罗洪涛脸上又是笑眯眯地，给人许多温暖。

诉前调解，是罗红涛的一件法宝。

2002年，铜川市建设新区，罗红涛被组织从耀州区法院选调到新区审判庭。新区建设热火朝天，民商事纠纷逐年增加，7名办案法官，每年审理各类一审案件800多件，“压力山大”。

何不试试诉前调解？负责立案信访的罗红涛想：如果自己能够从案件的入口开始做工作，主动作为，既能减轻法官的办案压力，又能减轻群众的诉累。民事诉讼法修改前，诉前调解不是法律规定的必要程序，也不是一项硬性工作，可罗红涛还是自我加压，把诉前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

罗红涛总结出一套“望闻问切”调解工作法，洞悉当事人心态，筛查每一件纠纷的调解可能。

李想与妻子张美丽闹离婚，案件起诉到新区审判庭。

小两口进得法庭，罗洪涛开始“望闻问切”。他观察到，进门时，是男方给女方推开门；说得口渴时，是男方给女方端去水杯；男方说话激动时，女方眼里闪过一丝嗔怪。当时罗洪涛脑子里就飘过一句话：“这俩人缘分未尽。宁拆一家庙，不拆一家人。”

罗红涛还得到信息：这对小夫妻都是外乡人，为了谋生一同来到新区，多年患难与共成就了姻缘，还买了商品房。现在日子过好了，两人却常常因为口舌之争，闹得不可开交。

热案子，冷处理。为了不给双方留下遗憾，罗红涛没有就案办案，决定把这个案件先“扣”下来。

一个星期后，罗红涛把小两口叫到法庭，鼓励道：“谁家过日子，还没有锅台撞瓢盆的时候？再碰也是一家人啊！年轻人，要勇敢面对婚姻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困难。”一番话说得两人都低下了头。沉默半晌，女方开了口：“是俺鲁莽，差点葬送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求法官给俺们把案子销了吧。”

撤诉手续办完，要出立案庭了，张美丽又折返回来，给罗红涛深深鞠了一躬，说：“要不是你，俺们这个家就真散了。”

罗洪涛摆了摆手，脸上还是招牌式的微笑。

罗洪涛说：“哪顾得上寒暄啊，后面还排着案子呢。”

2010年，罗洪涛办理的诉前调解案件只有68件；到2014年时，就上升到159件，平均两天一起。

办案快，可有诀窍？

《法制日报》记者翻阅罗洪涛调解案件的案卷，发现一般案件平均调解三四次就能了结，也有复杂的，得10余次才能达成协议。

罗红涛说：“我白天调解案子，晚上写法律文书，几乎每天都要延迟下班，就算是下班了，当事人把电话打到家里，甚至登门咨询，我也总是以法说理，以理说事，让当事人高兴而去。一看表，往往都是晚上10点以后了。”

凡是罗红涛经手的案子，调解成功率很高；他的个人诉前调解办案量，已经连续4年排在铜川市第一，这又有何诀窍？

罗红涛说，每次调解完后，他都让当事双方签“君子协定”，在赔付期限内把钱结清。在这个期限内，他会隔三岔五打电话，确定中间不会出变故。

2014年10月，在一起买卖合同纠纷中，被告把一万多元钱拿到法院时已经是晚上7点了，原告却因故不能及时过来取钱。这让罗红涛很纠结：钱放办公室，不安全；放自己兜里，公款不敢那样动；拿回家里，太操心了。这时，楼道黑了，办公室就他一个人，他隔一会儿打个电话，催原告过来取钱。一直等到晚上10点，原告接过罗红涛一直捂在手里的钱，感动得不知说啥好。

与罗红涛相处时间长了，记者发现，除了总是笑眯眯地，罗红涛还有两样特点。

他习惯站着。在法院立案信访大厅的服务台、社区法官工作室，甚至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习惯性站着。

“因为来访的群众一直站着，所以我也必须站着。”罗红涛说，群众是官司缠身才来法院，心急火燎地怎么坐得住？这么多年了，他就这样将心比心，和当事人面对面说啊说。

还有，他下乡调解从不穿制服、不开警车，而是穿便装、骑电动车。

“只有照顾了群众的感情，才能保住当事双方的交情。”罗红涛说，快审快判当然很重要，但现在铜川还是人情社会，尽量避免不要让群众在法庭结梁子。

他曾调解过一起亲友间的借款纠纷：原告在铜川新区一市场内做小生意，2010年以前，曾多次借给家在偏远小山村的亲戚钱，共计20余万元。后来，原告突然脑梗住院，急需一大笔医疗费用，家人找到亲戚要求归还借款时，亲戚却拒绝还款。

穿着便装，骑着电动自行车，罗红涛6次往返被告居住的小山村。最后一次，被告终于愿意随着罗红涛来医院。看着病床上的亲戚，被告觉得愧疚，想法子把钱还了。原告的病有所好转，两家的交情也还在，逢年过节还都相互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