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惩罚性赔偿力度的升级，职业打假人群体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良莠不齐，亟待规范。不过，这种规范应更多体现在执法层面

　　张枫逸

　　国家工商总局近日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第二条的内容，引起了较多关注和讨论。其内容是:“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这项有关“适用对象”的界定，也被认为是所谓的“职业打假人”将不再受消法保护(8月14日《新文化报》)。

　　一直以来，职业打假人的存在面临着巨大争议。在一些人眼中，这些人以打假为职业、以获利为目标，缺乏道义基础。但是，也有人认为，只要商家贩售的商品质量的确存在问题，职业打假就有存在的理由。如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推出，又给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职业打假人蒙上了一层灰色。

　　应该看到，无论是1994年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退一赔一”原则，还是2014年修订后的“退一赔三”原则，消法本身并未对经营者欺诈行为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前提条件。作为下位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却预设限制性门槛，将职业打假排斥在外，有悖法理。而从操作的角度看，“以营利为目的”也很难判定，对于每个“知假买假”的消费者来说，都在客观上通过惩罚性赔偿从中受益，似乎都难逃营利的嫌疑。

　　事实上，最高法201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知假买假”可受法律保护——“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民法专家王利明曾打了一个比方，某人买了一个苹果，没有吃掉，反而是将它埋在土里种成了苹果树。许多人评价这种行为时也会承认它是消费行为，这和买假索赔是一个道理。无论职业打假人的动机如何，却潜移默化地促成了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着消费市场格局，同时对我国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执法也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完善作用。

　　对职业打假，人们质疑最多的就是敲诈勒索。不过，这不能一棒子打死，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刑法，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其中，“非法占有”是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如果一些职业打假人开出高于商品价格到数倍数十倍的索赔额，甚至采取调包的方式去诈骗经营者，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单纯依照消法要求“退一赔三”，这是每个消费者合法的民事权利，不构成“非法占有”，也就谈不上敲诈勒索。

　　诚然，随着惩罚性赔偿力度的升级，职业打假人群体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良莠不齐，亟待规范。不过，这种规范应更多体现在执法层面。比如，“成都民间打假第一人”刘江，以举报电视台刊播虚假广告为由，敲诈勒索全国三百余家电视台，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对职业打假圈就起到了有力的警示作用。而就立法层面说，消法实施条例不应一概排斥职业打假，否则就会误伤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善意，无形中纵容和保护了制假售假行为。

　　接受法治约束

　　让职业打假人戴着法治的镣铐跳舞，才是必然选择。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需要在法律框架下理性引导、有效规范和制约。我们要防止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在主张权利时，过分地冲击市场秩序和社会风尚。同时，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在有效行使法律赋予的社会共治权利的同时，也需要在法治轨道上维护权利、主张利益。湖北 汪昌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