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个有情怀的人吗？”大学毕业前，一位老教授这样问我。在他的办公室墙上，始终挂着一幅精心装裱的小诗：“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长剑走天涯。”虽然只有短短四句，但是那充盈于字里行间的家国情怀，鼓舞我走上新闻记者的道路，每每听到都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法治记者。在采访中，我认识了一批可敬可爱的法律人，得以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在他们身上，我读到了“家国天下”四个字最丰富的涵义。

    故事一 “你是我的眼 ”

    在贵州贵阳大山里的一个小车站，总有一对穿着警察制服、相互搀扶的身影。他们是这个小站唯一的驻站民警潘勇和她的妻子陶红英。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潘勇是一名盲警，而陶红英就是他的“眼睛”和“拐杖”。作为车站的一名女保安，陶红英每天都要搀扶丈夫到铁路线上去巡视，进村入户开展安全宣传，足迹遍布辖区38公里线路、3个行政村、13个村民组的每个角落。小站每天平均有120列火车经过，陶红英常常陪着丈夫站在铁路边，听火车经过的轰鸣声，帮助丈夫用耳朵辨别各种火车的类型。夫妻二人将全部的爱奉献给了这个乌蒙之巅的孤寂小站，创造了管内辖区11年无大牲畜上道、无路伤、无危行案件的“三无”奇迹。

    2015年10月8日，陶红英被评为首届中国好警嫂。在公安部揭晓仪式的舞台上，又一次出现了这对相互搀扶的身影。潘勇说，自己有个最大的遗憾，就是看不到妻子的模样。可在他心中，妻子是世上最美的女人。陶红英则挽着潘勇的胳膊大声说：“我愿做他一辈子的眼睛，和他一起守护平安！”

    故事二 “为坏人说话 ”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律师。他叫刘胡乐，今年已年近六旬。他曾为数百起重大刑事案件担任辩护律师，为上百人获得免刑、减刑，也曾经只收取50元代理费却用10年时间来为当事人昭雪沉冤。最令他难以忘却的场景，是一名蒙冤入狱的当事人被无罪释放时，堂堂七尺男儿抱着他恸哭不止，泪水浸湿了他的肩头。刘胡乐说，那是他一生中最伤感的时刻。

    作为刑辩律师，刘胡乐经常还会遭受威胁和恐吓。一次庭审后，受害人家属召集上百人到法院围攻辩护人，而且控告他收受被告人高额报酬，以至处心积虑为其开脱。还有不少人指着他女儿说：他的爸爸是律师，是为坏人说话的。这个无辜的小女孩哭着跑回家央求爸爸，以后不要再做律师了。望着孩子那委屈的神情，刘胡乐的心都碎了。

    回望刑辩之路上经历的这些坎坷，刘胡乐对我说，“我希望我所做的一切，可以让人们渐渐接受一个观念：无论一个人是否有罪，都应该享有辩护的权利。”

    故事三 “麻烦多 赚钱少”

    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名律师，不过他选择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他叫佟丽华，是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16年前，一个普通案件中两个被遗弃小女孩的无助眼神，让佟丽华走上“麻烦多、赚钱少”的公益诉讼之路。“当我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见到这两个蜷缩在墙角的小女孩时，她们迷茫和无助的眼神深深刻在我心里。”佟丽华说。

    1999年4月，佟丽华创建了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成为中国第一家面向全国专门从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与研究的社会公益法律组织。6年后，他又创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孩子和农民工，这两个在他看来最容易受到不法侵害的群体，倾注了他和同事们越来越多的心血。

    时至今日，佟丽华已经记不清究竟帮多少孩子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也无法准确计算出为多少农民工讨回了血汗钱。“最困难的时候，我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即便后来卖掉自己的房子，我也没想过放弃。”说到这里，站在致诚律师事务所接待大厅里的佟丽华，回头看向墙上4个鲜红醒目的大字——为了正义。

李想（左一）正在采访

    潘勇、陶红英、刘胡乐、佟丽华，他们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法律人。每一个人都是最生动的法治范本，用最鲜活的方式诠释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他们给每一个小家庭带去稳稳的幸福、满满的获得感，甚至是改变命运的力量，让对法律的信仰在老百姓的心中蓬勃生长。无论是风风雨雨，还是荆棘丛生，都未曾动摇他们坚定前行的脚步，因为他们的血液里始终有一份家国情怀在奔涌。

    这份情怀照亮了油墨纸上的黑白文字，它们化成一个个跳跃的音符，融入法治中国那扣人心弦的乐章。对于记者来说，每个人都希冀躬逢一个大时代。然而，当我们真正站在见证历史的起点线上，凝望着改革大潮风起云涌，倾听着依法治国足音响彻云霄，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其中，跟上时代的脉动？

    作为新闻记者，我们绝非冷冰冰的记录者。我们内心有爱，眼中有泪。因为我们对国家人民饱含深情，对法律充满信仰和敬畏。把国家百姓的利益装在心里，用双脚丈量中国大地，用心去倾听中国法治好声音，用真实细腻的笔触去记录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法治好故事。这份家国天下的情怀，是记者的使命与担当，也是对时代馈赠的最好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