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我妈妈……会被抓起来吗？我以后还能考大学吗？”

当天津市西青区检察院检察官姚娅准备离开刘某家时，她的女儿追了出来，眼角噙着泪。

（在天津市西青区检察院，刘某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刘某是一位离异多年的中年母亲，独自带着女儿艰辛生活。

今年春节期间，总觉着愧对孩子的她，为了给女儿改善伙食，先后三次到超市以夹带不结账的方式窃取荷兰豆、葡萄、五花肉等食品，价值90多元。今年8月，案件移送西青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该案的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姚娅在提讯刘某后，陷入了沉思。

“是什么促使一个母亲铤而走险，盗窃的动机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偷一些食物吗？”

姚娅想要一探究竟，查个彻底。她和同事来到了刘某娘儿俩租住的地方。这是远离市中心的一个老旧房屋，屋内设施简陋，但墙上贴满了孩子的奖状。

姚娅见到刘某的女儿，轻声问她：“在哪里上学，这些奖状都是你的吗？”

刘某的女儿低头不语，也让同样作为母亲的姚娅心里沉甸甸的。

后经调查核实，刘某一直以从事家政保洁打短工为生，收入来源不稳定，每月除去房租、孩子学杂费，以及一些生活必需支出以外，所剩无几、经济拮据。

“就该案多次实施盗窃的行为特点，直接提起公诉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但考虑到刘某的犯罪动机和情节，是否有起诉必要？”

就在姚娅考量权衡时，天津新华律师事务所徐忠秋律师也在忙碌着。

徐律师在阅卷过程中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一方面对刘某释理说法，讲清其行为犯罪性质，劝其主动认罪认罚，积极退赃赔偿；另一方面，向检察官提出了依法从轻不起诉的处理意见。

在充分考虑案件情况和充分听取律师意见的基础上，姚娅将该案上报西青区检察院检委会会议。经过会议审查，该院依法对刘某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充分保障我们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让我能在全面了解案件事实证据的基础上，有效开展工作，实现深度参与。就这起案件来说，检律一体共同推动办案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价值得到了体现。”徐律师表示。

西青区检察院对刘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又联系妇联、社区等部门一起定期回访，关注其心理状态和家庭生活情况，持续做好后续帮教帮扶工作。

起诉金额翻了30倍，被告人却服了

起诉金额从44万元，增加到1230万余元——被告人却对起诉金额表示认同，自愿认罪认罚。

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被告人薛某（无业）伪造茅台、五粮液等白酒注册商标标识和外包装材料，并向张某、刘某（均另案处理）等人销售。

2018年7月25日，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铜山分局以被告人薛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非法经营数额44万余元，向铜山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因该市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专属市级院管辖，同年8月25日，铜山区检察院将该案报送徐州市检察院。

张志远负责办理此案。经审查发现，薛某手记账目中疑似上下家近百人，经营数额远超44万元，于是引导侦查人员继续侦查取证。

检察官发现，薛某向黑龙江、北京、新疆等13省（区、市）50余名下线销售假酒包装材料及配件。经审计，已收账款958万余元。

薛某拒绝认罪认罚，提出审计报告存在重复计算问题。

面对专业的审计结果和被告人的辩解，张志远为确保客观公正准确地查明犯罪事实：

先后三次提审薛某，结合他的辩解和指认，将他的23个笔记本、93页A4纸、104张便笺纸等三套账本逐页逐笔核对，并与厚厚的银行卡交易记录仔细比对，厘清账目间的对应关系。

到南京浦口监狱对正在服刑的下线张某进行复核。

几经周折，辗转联系上另一个在北京打工的下线刘某，确认账目记载内容是否属实。

6次到会计师事务所确定审计标准，实事求是地核减已收账款中重复计算的内容，并增加应收账款项目。

最终，经审计确认，应收账款1230万余元。

虽然最终起诉金额变大了，但被告人对检察机关的扎实工作和严谨态度表示钦佩，完全接受新的审计报告，对起诉金额表示认同，自愿认罪认罚。

徐州市中级法院对起诉犯罪事实全部予以认定，并于2019年9月29日以被告人薛某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620万元。被告人薛某认罪服判不上诉，达到良好办案效果。

“怎么把我妈医成这个样子了？”“我要见院长！”

“怎么把我妈医成这个样子了？”

“我要见院长！”

2020年3月正处于疫情防控期间，重庆市九龙坡区某医院原本寂静的楼道被一阵嘈杂声打破。谢明的母亲在该院住院，因治疗问题，谢明和姐姐谢玲与医院发生了纠纷。

当天，两人未见到院长后，情绪激动的谢明随手抄起桌上的文件夹朝主治医生头上砸去，医生刘某被砸中口鼻，鲜血很快从口罩里渗出。经鉴定，刘某的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

6月9日，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将该案移送至九龙坡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面对检察官的讯问，谢明对母亲的治疗情况无法释怀，声称自己只是失手砸伤医生，既不是故意所为，也不愿意认罪认罚。

“很明显，谢明的行为已经超过了反映诉求的界限，不属于正常的医患纠纷。从监控视频来看，攻击距离近、力度大，又是直接朝向被害人头部，该行为极易造成伤害的后果。”案件的承办人、检察官周含玉分析说，根据案情，即便谢明不认罪，该案也可以起诉到法院。

当时正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如何化解双方对立的情绪、修复被破坏的医患关系等问题，始终盘桓在周含玉心中。

6月30日，周含玉决定召集犯罪嫌疑人的姐姐谢玲、被害人刘某以及医院方代表，共同召开通气会。在检察官的主持下，刘某及院方代表向谢玲详细解释了其母亲的手术过程、风险和解决方法，并表示继续尽力医治。谢玲意识到案发时自己过激的行为给医生带来巨大的身心创伤，主动向刘某真诚道歉，表示将会理性解决问题。

随后通过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释法说理以及律师的法律帮助下，谢明也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被告人谢明表示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出狱后，会向主治医生道歉，并努力打工赚钱，赔偿他的医疗费。

法院当庭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谢明有期徒刑8个月，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万余元。

至此，这起涉及医患关系的故意伤害案件画上了句号。

“为什么你不像其他人一样，见面就叫我认罪？”

“终于圆满了！”案件判决后，检察机关专案组组长感慨。

7月31日，全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文润祥等39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回想当初接手专案时，检察机关专案组组长表示，组织成员之间攻守同盟的情况比较严重，案件侦查也一直没有取得大的突破，专案组大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破解难题，针对每名被告人的不同个体和心理情况制定详细的讯问提纲，连续数天前往看守所提审，晓以利弊，耐心说服。

比如被告人里有两兄弟，一开始，弟弟在专案组的耐心劝说下先选择了认罪认罚，哥哥一直不为所动。专案组经过分析，向其出示涉案证据，告知其弟弟的情况后，哥哥受到法律和亲情的双重感召，最终也选择认罪认罚。

还有个骨干成员起初做了有罪供述，后来顾忌其他在逃的组织成员，思想有反复，导致供述不稳定。检察官并不急于说服其认罪，而是像朋友一样倾听其诉说，等其真正地放松下来，逐渐打开话匣子。

最后，这名骨干成员忍不住问：“为什么你不像其他人一样，见面就叫我认罪？”

检察官回答，“你认不认罪，对我有什么好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当他们是兄弟，他们有没有当你是兄弟？”

听完这番话，被告人愣住了。深思熟虑后同意认罪认罚。

经过不懈努力，起诉前共有15名被告人自愿选择认罪认罚，至开庭前又有5名被告人主动要求认罪认罚。

因半数以上被告人认罪认罚，有效提升了庭审效率，原定十几天的庭审缩短至7天完成。

同时，通过认罪认罚被告人的当庭指证，部分不认罪的被告人及辩护人的心理防线逐步溃败，由开庭初期的无罪辩护逐步转为罪轻辩护。在庭审最后的陈述阶段，一名认罪认罚被告人当庭表示，今后将真诚忏悔赎罪，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和罪名，判处1人无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其余36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至二年，全案判处罚金共计1.07亿元。

小贴士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司法制度上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让嫌疑人从“对抗”走向“对话”，对于推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予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2019年“两高三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等关键问题。

去年1月至今年8月，在监察机关、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支持配合下，全国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结案件1416417件，共计1855113人。数据还显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告人一审上诉率低于其他刑事案件11.5个百分点。

违法必究，抗拒不能逃脱制裁。认罪认罚，从宽不是空头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