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外景。 法律援助中心供图

　　中国青年网武汉11月17日电 (记者 廖书曼)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案子，当事人是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家里很困难。她跟一个公司签了合同承包了一个报亭，结果发生纠纷。公司趁她不在，强行撬开了报亭，把有价值的东西都搬走了。我们代理了侵权这部分，通过法院的调解，公司对当事人的损失进行了赔偿。”在武汉大学西门“茶港小区”120栋，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的周思向记者回忆道。

　　这一排矮旧的不起眼的平房，正是1992年由时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的万鄂湘发起的中国第一家依托高校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民间法律援助机构。

　　“坚持这么长时间是不容易的。而且我们不仅老师们自己在做，也带动了下一代的律师——我们的学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项焱告诉记者。

　　理想与现实 “公益律师是一个需要吃苦的差事”

　　武大法援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每年都从法学院的硕士、博士生中挑选20人在这里进行志愿服务。12级法律硕士郑辰自从去年9月份起就成为了志愿者中的一员。前前后后和搭档一起代理过8个案子。

　　说起自己代理过的这些当事人，这个说话吐字清晰、慢条斯理的男孩迟疑了半晌说：“他们确实是社会最底层、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

　　郑辰接手的第一个案子，是在湖北黄石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开庭的交通肇事案。案子交到他和搭档手上的时候，准备的时间只有三天。

　　“我们当时很着急地准备证据材料、整理思路，提前一天就跑到大冶，帮当事人把证据材料交到法院。当事人的家不在县城，而是在城郊的镇上。我和搭档开庭前一天晚上就住在了当事人家里。”

　　郑辰说，当事人是经济条件很差的农民，第二天一早开着一辆只有两个座位的三轮摩托车，载着郑辰和搭档、当事人和他的父亲四个人前往法院。

　　年轻的郑辰和搭档把座位留给了当事人和父亲，两人一起坐在了摩托车背后的翻斗里：“当时就像是电影《人在囧途》里的感觉，和之前想的在法庭上叱咤风云的律师形象相去甚远。”

　　在中心一年多的时间里，郑辰外出开庭吃苦耐劳也是出了名的。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在郑辰看来，常常找不到一个正确的途径去获得法律上的帮助。

　　“他们很多生活在闭塞的地方，自身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他们可能不懂上网，遇到问题根本不知道应该找谁解决。”郑辰提起之前的那个农民朋友，“他家里一台电脑也没有。我和搭档搜集、整理、代写的书面材料，他都只能专门跑到武汉拿。“他们很需要帮助，但是他们想得到法律上的帮助实际上也是很困难的。”

中心老师及志愿者在接待慕名前来寻求帮助的人。法律援助中心供图

　　法律援助之殇 “当事人并不那么信任我们”

　　12级行政诉讼法博士黄雪娇声音洪亮，语速非常快。从2005年上大学算起，她已经经过了9年的法律专业训练。伴着超过常人的语速，她有条不紊地细数自己在法律援助中心代理过的案子。这学期被十几万字论文折磨得焦头烂额，她称自己也是“弱势群体”。

　　在她的眼里，既然是当事人想要打官司的案子，都谈不上有趣。学行政诉讼法出身的她，比较偏好的却是民事诉讼案件。可惜的是，在中心的1年半中，有一个民事诉讼虽然最后胜诉，也给她留下了很大的遗憾。

　　这是一个交通肇事案中受害人家属申请先于执行的保险公司赔付的官司。当事人被一辆逆向行驶的面包车撞成了重伤，直到开庭的那一天都昏迷不醒。最后官司赢了，当事人家属拿到赔款了，却终止了与武大法援中心的合作。

　　“先于执行之后还有个全额赔偿的官司。我们原本是很希望能够继续代理后面的案子的。但是当事人家属在胜诉后却不再跟我们联系了。”黄雪娇说自己曾经因为这件事很郁闷了一阵。

　　这中间折射出的法律援助不信任，让黄雪娇感到很挫败。

　　“有些当事人觉得我们还是不够有经验。打得赢官司是侥幸，打不赢官司是应该的。他们还是不太相信我们。在涉及到几十万、上百万赔偿金额的案子里，他们还是想找更有经验的老律师。”

　　黄雪娇说，后来她学会了自己安慰自己，她知道来到法援，目的是把哪怕一个个很小的案子做好，然后去代理下一个全额赔偿的案子。

　　“还有一些时候，当事人会对我们隐瞒一些真实的情况。可能当事人想得比较少，觉得不告诉我们，我们就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对方也可能知道。”黄雪娇在某一次开庭中，对当事人的一些细节一无所知，被法官当场给问住了。

　　这种情况不仅武大法援中心，即使是专业律师也常遇到。但对于像黄雪娇这样投入时间精力，劳神费力地帮助当事人的志愿者，这种不信任是很令人失落的。在采访中，黄雪娇说：“最郁闷的情况就是这样隐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