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加大股权激励的实施力度，有利于企业稳定员工、提质增效、增强活力，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促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全国人大代表、深交所理事长王建军昨日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表示，应考虑进一步减轻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税费负担，调动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积极性，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深沪两市3826家上市公司中，已有1465家公司实施过股权激励，占比为38.29%。除银行、保险、证券等受限行业外，其余各行业均有上市公司推出过股权激励措施。从业绩表现看，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2018年净利润合计为8172亿元，平均每家实现净利润5.58亿元，高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的平均水平。

　　王建军认为，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对提升员工归属感、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提振市场信心、促进业绩提升都会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在他看来，目前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还存在两个“不匹配”：会计上确认的股权激励费用，与税收上可税前扣除的期间不匹配；因终止股权激励而加速一次性确认的费用不可在税前扣除，与经济行为实质不匹配。

　　针对第一个“不匹配”，王建军举例称，若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1000万股，假设总费用为1亿元，公司需在等待满1年后，在2年内分别按50%和50%分期行权。这种情况下，该公司第一年计入利润表的费用为4166万元，而税前可抵扣的费用为0元。

　　针对第二个“不匹配”，他举例说，假设公司在实施期第一年末终止股权激励计划，那么需要一次性确认、原本应在剩余解除限售期内确认的股份须支付费用5834万元，而对应可税前扣除的金额为0元。

　　针对这两个“不匹配”，王建军表示，激励对象不行权，激励费用就不可税前扣除，这不利于企业设置更长等待期、构建长期激励机制；上市公司在主动终止股权激励的情况下，激励对象并未获得股份，上市公司却仍需承担股份支付代价，这与经济行为实质不符。他表示，两个“不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公司对实施股权激励会摊薄当期利润的顾虑，不利于调动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积极性。

　　王建军建议，从两个方面对现行政策作出调整：一是允许企业在列支激励费用的期间，即可申报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在股权激励实施完毕当期，按“实际行权时市场价与行权价差额”汇算清缴，进行所得税额多退少补。二是取消主动终止股权激励仍需确认加速行权费用的会计处理要求，避免企业由此确认大额费用，降低上市公司的费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