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升级方案正在加速形成，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再加码。1月28日，随着广东省两会的召开，已设立自贸区的12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全部出炉。在这些地方的2019年工作安排中，将抓住改革开放自主权，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与更高水平的自贸区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列为重头戏。对于备受关注的自贸区升级扩容、自贸港建设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路径，即对标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区进行制度创新，加快自贸区向自贸港的过渡。

　　自贸区升级扩容方案明晰

　　在12个自贸区所在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快自贸区制度创新都被列为2019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各自贸区根据自身特色功能定位，提出不同的深化改革创新措施，开展升级扩容探索。

　　例如，四川提出加快自贸区建设，进一步下放省级管理权限，争取成都铁路港、泸州港等建设国家开放口岸、创立综合保税区，加快建设协同改革先行区；浙江表示加快自贸区创新发展，建设国际油品交易中心，推进油气等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福建明确发挥自贸区引领作用，做大做强整车进口、航空维修等重点业态重点平台，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作为我国最老牌的自贸区，上海自贸区的动向一直备受关注，其新区扩容一直“靴子”未落，引发各种猜想。上海市市长应勇27日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上海今年增设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区，实施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建设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临港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陈杰认为，定位为“特殊经济功能区”的新片区，要加大改革突破的力度。比如，在税制安排方面，可以参照新加坡经验，开展离岸税制探索，支持离岸贸易、离岸金融和数字贸易发展。

　　“新片区要实行真正的‘境内关外’政策，可以实施 ‘低税负’制度，也就是‘简税制、低税率、税收优惠’。由于主要集聚海外资源，理论上讲新片区的税收都是增量，不会导致国内税收的流失。”上海市政协委员汪胜洋说。

　　定位为“特殊经济功能区”的新片区，并不追求每项制度都要可复制可推广，而重在产业的创新发展。汪胜洋认为，展望未来，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应该是面向全球合作竞争的“经济特区”，重点是“三区一基地”：一是“战略产业核心区”，集聚全球高端资源，发展芯片、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战略性产业；二是“离岸金融先行区”，建设有长期竞争力的离岸金融中心；三是“全球科技创新协同区”；四是跨国公司的大洲总部基地。

　　自贸港建设进程加速

　　在自贸区扩容升级的同时，自贸港建设也在加速推进。按照中央关于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的要求，今年海南将配合研究制定自贸港总体方案，并推动尽早出台。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从目标概念走向制度设计阶段。

　　海南省省长沈晓明27日在海南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2019年，海南将抓紧自贸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设计，压茬推进自贸港建设，争取在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部分领域、部分园区探索实施自贸港部分政策。

　　沈晓明表示，海南将建立完善自贸区和自贸港统计指标体系；坚持管得好才能放得开，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进出岛信息实时性、全覆盖、全天候高效管控；抓紧研究操作层面的方案，积极为自贸港建设做好思想、理论、技术和人力资源准备。

　　超低水平关税乃至零关税，是当今世界各大自由港的重要标志之一。海南省财政厅厅长王惠平表示，在全球化背景下，关税水平的降低是一个必然趋势，随着自贸港建设推进，未来海南进口的物品和原料有望实现零关税，从而实现日常消费全岛免税。“目前，财政部门正配合省委省政府规划、推动自贸港财税制度的设计和论证。”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抓紧研究并尽早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总体方案，方案要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目标，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为主导，加快形成更具海南特色、与高度开放形态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安排，尽快实现从自贸区向自贸港的过渡。

　　“过渡阶段制定和实施的所有政策都应以自贸港为目标，凡是与此不相适应的政策都不应出台。”迟福林说，海南要在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全岛资源利用、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等关键环节尽快取得突破，在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下，成熟一项推进一项，尽量缩短过渡时间。

　　更大改革自主权可期

　　对于推进自贸区建设还有哪些举措值得期待？迟福林认为，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将是最大的政策红包。

　　“目前12个自贸试验区共用一个负面清单，在保证‘全国一盘棋’的同时，也忽视了地方的特殊性。”迟福林建议，在中央层面明确自贸试验区建设与发展总体思路的前提下，允许其根据自身承载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及经济特点，探索尝试各种政策及体制机制创新，既有助于探索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与体制环境，又便于进行风险防控，并根据形势变化随时调整。

　　参与自贸区深度调研的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聂平香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之前自贸试验区反映的一个共性问题是，改革开放赋权不足。

　　2018年底国务院出台53项措施支持自贸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大了改革授权力度，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下放相关权限。聂平香说，“措施的出台将部委有关权力下放至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今后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将更有的放矢，针对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出台相应支持举措，为打通自贸试验区建设中的堵点、难点提供保障。”

　　记者获悉，目前，相关的制度保障工作正在抓紧完善。各部委正在梳理、研究落实相关措施在推进落地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统筹协调解决。与之相关的各部门和各地方也在加快出台配套政策和细则，为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过程中制度创新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