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又刷屏了。

　　这次不是曹德旺“跑了”没有，而是他在美国遇上了新烦恼。

　　据《纽约时报》报道称，这位赴美投资超10亿美元的“玻璃大王”在俄亥俄州遭遇了文化冲突。福耀玻璃在美国因劳资关系、工作安全条件、带薪休假等问题水土不服。

　　不过，曹德旺很快回应说，报道不实，“《纽约时报》的报道激怒了工厂所在的代顿地区政府，当地政府认为这是造谣。”

　　对于曹德旺来说，这可能是其在海外扩张过程中的一个意外插曲。不过，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确实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坚持风险控制，全面融入当地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态圈，已经成为不少中企在海外拓展业务的“准则”。

　　政治风险抑制全球海外投资

　　早在2002年，中国企业便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并在国际化经营方面取得不小成就。今年6月7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2016年对外投资飙升44%，达1830亿美元，在该报告中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企业出海，机遇和风险并存。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政治风险和经济的不确定性，成为中企出海要面临的最大难题。

　　2015年1月26日，希腊大选结果出炉，激进左翼联盟党获胜，该国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计划随即被叫停，该港口多数股权原本要出售给中国企业。但直到2016年4月，希腊共和国发展基金才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正式签署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股权的转让协议和股东协议。

　　今年6月2日，万达发布公告称，公司已经向西班牙企业Baraka Global Invest出售了西班牙大厦的全部股权。这个西班牙马德里的地标建筑，正是万达三年前所收购，万达曾计划将其拆除重建，遭到当地民众的反对，尽管马德里政府一度非常支持这个项目，但由于政府换届，重建改造计划被新一届政府否决。此次出售西班牙大厦，万达亏损约2亿元人民币。此番亏损让王健林十分扫兴，并放弃在西班牙的后续旅游项目。

　　《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经济政策及地缘政治存在重大风险，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2%，降至1.75万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抑制海外投资的行为表明，企业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其他政治风险加剧十分忧虑。

　　汇率成本不容忽视

　　还需要关注的是，政治风险也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英国退出欧盟。英国脱欧过程中，英镑出现自1971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目前仍在低位徘徊，欧元也因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对于出海的中企来说，防范汇率风险成为其面临的严峻挑战。据统计，除了此前在德国的一系列收购外，中企在欧洲的投资中，有很大比例投在英国。受此次英国脱欧事件影响，不少企业遭受汇率损失。

　　复星集团对汇率问题非常谨慎，在很多投资前便已做好“货币对冲”。复星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梁信军认为，汇率风险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损失，一年就可能达到几十亿美元，充分显示了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此外，由于世界金融体系的客观原因，中企的换汇成本非常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曾表示，中企资金出海投资，要先用人民币换成美元，再用美元到投资目的地换成当地货币，资本回流时又需要换成美元汇回国内，折合下来，仅在汇率方面的损失即达0.5%左右。

　　君合律师事务所纽约合伙人郝勇表示，对于环境、社会和政治风险，国际上有一套比较完备的跨国投资风险管理体系，中国公司需要进入这个“圈子”，同时培养对接人才。例如，世界银行下属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可以为投资者与借贷方提供在国有化、政府毁约、货币兑换限制、战争与社会暴乱等诸多情况下的保护。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认为，企业想要规避风险还得舍得花钱。中国企业通常没有习惯去花钱做商业或法律咨询，认为花50万元、100万元买几页纸太不值，但是比起在海外可能面临的损失，这些钱值得花。

　　与当地人“拉关系”，坚持本土化

　　文化差异也是中国企业出海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拉美或者非洲，尤其是曾经有殖民地历史的地区，对于历史问题十分敏感。跟当地议会、工会、媒体、社区等沟通、在公共外交方面的自觉和经验等，均是中企出海时需要考虑到的。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专家何明星认为，文化差异导致的摩擦一旦被放大、升级，缺少应对经验的中国企业往往会陷入舆论上的被动，进而造成经济损失。

　　1992年，首钢集团斥资1.2亿美元收购秘鲁马科纳铁矿。该矿先后经历美资时代、秘鲁国营时代，劳资矛盾一直伴随左右，矿区工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首钢接手后，最初以中国的经验来处理海外劳资矛盾，却碰了一鼻子灰。在劳资矛盾最激烈的1996年，工会曾发动全面罢工达42天，直至政府干预才复工。

　　首钢痛定思痛之后，专门组织力量研究当地法律、法规，与对方据理力争，保障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当地并购或设厂、投资的过程中，绕不开的还有当地的民情风俗。比如，在一些南美国家，谈生意时需要穿深色服装、准时赴约；而在伊斯兰国家，谈生意后用餐时，必须禁烟禁酒。

     在面对非本国企业时，各国民众都有一定的抵触心理。为了拉近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公益事业、形象广告等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扎根当地，坚持本土化，这在出海的中企中几乎成为“共识”。

　　2015年7月，中国中车在东盟建立首个铁路工厂——马来西亚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在和对方共建的过程当中，中国中车把中车马来西亚公司的员工交流到中国的学校、企业中进行学习；在马来西亚遭受水灾时，中车马来西亚公司积极承担责任，进行捐款、赈灾等。中国中车董事长刘化龙称，中国中车在海外坚持本地化生产、本地化采购、本地化用工、本地化售后服务和维修以及本地化管理，最近3年在马来西亚共收到近100亿元人民币的订单。

　　上海电气临港重型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锦荣认为，企业出海的过程需要耗费大量财力和精力，不仅是企业内部事务，也需要政府、银行等外部力量的参与。出海的重点并不是时间节点，管控和运营才是工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