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法律是无情的。这种无情，不仅在于法律规定本身的不可通融，而且在于执法过程的严肃和严谨。正因如此，情与法的矛盾，在法治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比比皆是，似乎是一个创作中永远无法绕开的话题；现实版的执法故事中，情与法的纠结与冲突，更是屡见不鲜。

　　其实，当法治思维真正转化为执法者行为习惯的时候，法律的冷酷面孔背后并不缺乏柔情和暖意。《广州日报》近期报道：该市海珠区检察院反贪局在办理一起受贿案时，晚上10点才去敲开嫌疑人家门，并在其家中住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嫌疑人送其小孩上学后，才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报道称，这是该院反贪局“柔性执法”的一次实践。

　　提到“柔性执法”，赞同者有之，质疑者亦不乏其人。赞同的缘由，源于执法中的过多“刚性”，给执法对象及其家属造成本不应有的伤害。多年前，执法机关在抓捕一名吸毒嫌疑人时，置其不满三岁的小女孩于不顾，致其独自在家活活饿死，此案例至今令人无法忘怀；现实中也不乏把“刚性执法”做到极致的：当着执法对象年幼孩子和年迈长辈的面，对其任意使用暴力；滥用警棍、手铐等戒具；动辄查封没收财物，或将当事人强行带走；警车在小区或嫌疑人门前呼啸不停，令人毛骨悚然——“柔性执法”与此相反，给执法过程带来温情，理应受到欢迎。

　　对“柔性执法”提出质疑者则认为，鉴于法律规定的严肃性，执法过程的变通性不宜过分提倡，否则，可能助长人情执法，或在执法活动中以情作秀，使执法行为背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原则。

　　对“柔性执法”赞同也好，质疑也罢，实质上是对法治思维与人文情怀二者关系的不同理解：二者是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还是一对外冷内热的情侣？既讲严肃执法又讲执法中的人文关怀，这是一个南辕北辙的悖论，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恐怕只能从法律自身的特点和法的功能作用两个方面去探究。

　　从海珠区检察院“柔性执法”的实例可以看出，办案人员正是出于严格执法，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他们才不失时机上门守候，这是尊重法律应有的刚性；而当他们发现犯罪嫌疑人年幼的孩子正在家中睡觉，且由其父亲照看，于是决定避开孩子亲眼目睹父亲被抓的场面，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其父亲受到法律的追究，而给孩子心中留下的阴影。这个执法中的“柔性”，不但没有消解法律本身应有的刚性，而且更加彰显了法律的可敬、尊严与权威。反之，如果不管孩子是否在场，把嫌疑人一抓了之，甚至如当年有关部门抓捕吸毒嫌疑人时那样，让可怜的小女孩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抓走，任其独自在家千呼万唤无人照应，最终活活饿死，这样的结果，与法律应有的功能与作用，何其背道而驰！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法律因人类文明的需要而产生，亦因克服人性的弱点、修复不良行为带来的负面效应、建立并维护人类和谐社会秩序而实施。故在一切执法和司法活动中，既要考虑法律规定本身的严谨、严明和严肃，又应尊重法治的终极目标，即法的最高价值追求，把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具体关怀、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个性的尊重，对当事人及其亲属、相关人员现实处境的悉心关照，贯穿于执法活动的全过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执法，文明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