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还要力争正式化，最好有一定程序，防止走过场，如必须当面道歉，必须有见证仪式，还要有书面记录等。在道歉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也可学学国外，如英国、加拿大、美国部分州及澳洲均有《道歉条例》。

　　近来，深圳女子因未带身份证被警察强制传唤一事引发强烈反响。针对此事，深圳宝安警方的调查可谓迅速及时。10日下午，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发布消息称，已关注此事。紧接着，宝安区公安分局局长周兆翔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到11日凌晨，宝安分局发布了简短的情况通告，称“民警陈某在执勤过程中言语失当，存在过错。”并表示，“分局领导和当事民警已向两名当事人做出诚恳道歉，当事人表示理解……”

　　笔者看来，这份“情况通报”并不令人满意，似乎有些性质不明。因为“言语失当，存在过错”，仅仅是对在车中执法警察侮辱当事人人格的话语（见网络上视频对话）的定性，并未涉及其查验身份证并强制带人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不当言语固然是执法行为的一部分，但其他执法行为又“依法”了没有？警方有权查验身份证不假，但应该依法进行；民众有义务配合执法，但遇到不规范执法时也有为自己辩解的权利。

　　再看看通报中的“道歉”。据媒体报道，宝安公安分局周局长在道歉时，认为执法民警的表现“不如一名公民”，这一说法的确很中肯，是对警权扩张、侵犯公民权利的道歉。不过随后情况通报的道歉似乎诚意不明显。通报说，“分局领导和当事民警已向两名当事人做出诚恳道歉，当事人表示理解”，这显然具有官腔套话的味道。道歉者表现出了怎样的诚恳，当事人真的接受了道歉吗？老实说值得怀疑。

　　多年来，在类似公务员执法出错事件中，习惯做法总是单位负责人出面道歉。的确，单位有责任为所属工作人员犯错进行道歉，单位似乎更容易当息讼止争的说服者。但单位领导出面的道歉很可能给人做“中间人”的感觉，效果如“隔靴搔痒”，所以，能否发挥“省讼”（减少诉讼）的作用，不至沦为某些人推卸责任的工具，还需要认真探讨，重新设计。

　　换一个思路，还不如让犯错的责任人直接给“被欺负”的当事人道歉，这样做，一方面可更好警戒犯错者，并警醒其他公权力执行者；另一方面，亦有利于当事人获得心理上的满足，释放不满情绪。当然，道歉还要力争正式化，最好有一定程序，防止走过场，如必须当面道歉，必须有见证仪式，还要有书面记录等。

　　其实，在道歉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也可学学国外，如英国、加拿大、美国部分州及澳洲均有《道歉条例》。2007年9月，我国最早通过的《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虽然也是道歉立法，但它建立的正是政府部门失职道歉制度，而不是公务员个人要为失职道歉，这种把道歉归到单位头上的做法真的值得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