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警可采集交通违法信息”

    表述应严谨

    结合《宪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公务员法》、《人民警察法》之相关规范，深圳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教师尤乐对“草案”中勤务辅警（以下简称“辅警”）的权力规定，进行更为详细的合法性分析。

    《草案》提出，“辅警履行职责的法律后果由公安机关承担。”尤乐认为，“特区法规”不得越权。虽然辅警的对外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公安机关承担，但并不意味着“草案”可以拟授权辅警行使由法律规定的只能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警察）行使的权力。即使公安机关承担辅警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如国家赔偿等），但对相对人而言，其权利受损，如人身自由、身体和精神伤害、财产价值减损（尤其在于间接损失）等却无法避免和恢复，因此，应防患于未然，从授权之源头进行把控。

    对《草案》提到的“勤务辅警可以独立从事部分警务工作”，尤乐提到几大要点。比如，草案中提到的“采集交通违法信息”。采集交通违法信息分为视频采集和现场采集两种，辅警不仅在现场没有对“轻微、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的“违停”不予采集的权限，而且采集亦不能全面反映该“有利于”违法行为人的情况，造成“逢‘违’必‘采’”和“逢‘采’必‘罚’（款）”的情况，即使相对人可行事后申诉，但增加相对人在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的不必要损失，对违法行为人产生公法上的“不公平”。

    尤乐还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条第二款之“交通警察执行职务”，现场处置的裁量权只能属于交警，辅警无权于现场发出行政命令（立即驶离）和作出“警告”之行政处罚，“由辅警出警的情况下，既抹杀交警的现场裁量权和决定权，造成行政不作为，也容忍交警可以不出现场的情况（‘惰政’）发生”。再者，根据《行政处罚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采集信息的性质属于行政调查，行政调查又属“执行职务”，故只能由行政执法人员（交警）进行，如此交警作出决定才能具有全面调查的前提。因此，文职辅警和勤务辅警都不是“独立”采集信息的合法主体，或可表述为“可以配合信息采集”。

    辅警独立从事管理勤务

    应增加“协助”二字

    对草案中的辅警可处理“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收容教育所、执法办案区等场所的管理勤务”，尤乐提到，即使“勤务”所指为羁押人员提供膳食、卫生、医疗等者等促进或保障相对人权利的行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的主旨，若造成损害仍由公权力机关承担法律责任，则仍不能成就辅警之“独立”职责。因此，即使“草案”将“勤务”明确定义，但由于其归于“警务”，则辅警无独立职责，否则亦会对公众造成“辅警‘治’所”，而非“警察‘治’所”的错误印象，应增加“协助”二字。

    另外，对草案中提到的“勤务辅警在一名以上警察的带领下可以从事下列警务工作”。尤乐认为，关涉《立法法》第9条规定之“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属于法律绝对保留、特区条例不可“变通”的部分，故其职责的履行主体只能为警察，不可转授辅警。即使“在一名以上人民警察的带领下”，其亦不成立“从事”，而应改为“协助”。

    尤乐认为，目前内地其他省份和深圳都已存在辅警单独执法的现象（如交通督导员），且公安机关往往不会也不习惯对规范作体系性的理解或解释，上述质疑之规定一旦付诸实施，必然会出现大量辅警非法执法的怪现象。因此，立法机关在授权方面要慎重，必须以法律思维严格审查“草案”中行政机关的语言范式和目的，排除政治因素或政策目标的干扰。

    相关焦点

    关键词1

    执法证件

    草案提出，从事执法工作的辅警应当取得执法证件，持证上岗。辅警的执法证件由市政府颁发，具体制发和管理工作由市公安机关负责。

    尤乐：一旦授予辅警行政执法证，等于承认或授权其具有与警察或城管同等的法律地位，与《行政处罚法》和《公务员法》和“草案”第8条等规定相违背，因为只有经过公务员考试并被录用的公务员才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只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才能被赋予行政执法的权能。因此，辅警只能取得“工作证”，而非“执法证”。

    关键词2

    警用器械

    草案提出，勤务辅警在从事巡逻、检查、抓捕、押解等工作期间，遇有危害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形，可以使用警绳、手铐等必要的警用器械。

    尤乐：基于辅警的行政助手地位，从事“巡逻、检查、抓捕、押解”的主体为警察；警绳、手铐等必要的警用器械的使用会造成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其使用（含决定）主体只能为警察，辅警在执法过程（警察带领下）中对警械的“使用”只是呈现“警察的手”的外观或者工具而已等。因此，辅警不可“从事”，不能“使用警械”，只能在“单独”巡逻时配以和使用暂时性作用的“约束器具”或“约束和防卫器具”。

 

责任编辑：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