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界屋脊，绕峻岭险滩，跨三峡平湖，汇辽阔大海——在中国版图上，万里长江奔腾出一条气势恢宏的绿飘带、金腰带。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的，是沿江干支流成千上万的各级“河长”。

但长江流域“河长们”的压力巨大：根据权威公开数据，从2015年到今年上半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检察机关批捕和起诉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犯罪，各占同期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总数的1/3和近一半。

压力背后是多年的粗放式发展。长江经济带的城市密度为全国平均密度的2.16倍，承载着全国40%的人口和生产总值。各地多年的“招商引资大比拼”，导致化工围江、废水偷排，“长江病得不轻”。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中央2016年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新理念振聋发聩，令人振奋。”在重庆璧山区，兼任辖区总河长的区委书记吴道藩说，作为长江支流，璧南河一度成为臭水沟，可以用毛笔写字，没人愿住在河边。这几年我们关了一批企业，抓了一批责任人，拒了一批新项目，又建起河滨湿地公园，入江口水质达到Ⅳ类以上，周边马上成了开发商争抢的热土。

理念之变，会推动制度创新。从2016年12月，国家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到2017年总书记新年贺词中首次提到“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再到河长制首次被纳入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治水大计已经成为国家行动。

沿江采访发现，各级河长，大都由地方各级主要领导担任，一把手担任“总河长”。河长制的推行，真正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

河道如同人的“血管”，如果上游污染，长江健康无从谈起。“过去上游水质不达标，下游只能‘默默承受’；现在上游治理不达标，就要为下游埋单。”作为滇池河段长，昆明市副市长吴涛说，每个月通报1次数据，在区县交界处检测污染物含量，上一段不达标，就要交“罚金”。

“不仅要动票子，还要动帽子”，河段考核结果也跟党政干部的年度考核挂钩，不达标不仅仅经济处罚，政治上也处罚。在云南和重庆，相关制度都有类似的政绩约束条款。

河湖之病表象在水，根在岸上。治水千头万绪，河长怎么干?贵州遵义湄潭县实行了“河长+警长”机制，形成了严厉打击的综合管控体系。

作为云南昭通市总河长，市委书记杨亚林给讲了“两个U盘”的故事。他的包里一直装着反映河流航拍照片及问题清单的两个U盘，一个是上年的情况，另一个是今年的情况。

“突出的问题和整治的要求都在里面。”杨亚林说，全市每名河长人手一个U盘，通过U盘对照考核，让举措落地见效。

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鸣说，和其他市领导一样，他也担任了河长。据介绍，重庆市提出“一河一长、一河一策、一河一档”，共设四级河长1.7万名，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有了河长，“九龙治水”变为“一拳发力”，上下游的协作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中，首个建立跨省横向生态补偿的流域，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商定按比例拿出2亿元，用于赤水河流域的生态治理。

尽管河长制加强了治理能力，但也发现，由于各级“河长”大多由各地“一把手”兼任，如何防止“考核走形式、落实装样子、制度陷空转”，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

“上下游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也是个短板。”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表示，长江生态补偿机制，有些地方已实行，但更多地方的还在数据检测、政策研究层面。他呼吁尽快制订长江保护法，真正让河长们“有法可依”，承担起母亲河的守护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