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播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中,职级不高却掌握着重要项目审批权的国家某部委某处长赵德汉,最终因贪污超过2.3亿元被检察机关查办。
在现实中,重庆也有这样一名“赵德汉”式的贪官——刘旗,他在担任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金平衡处处长期间,涉嫌共同、单独受贿超过2.6亿元。
不仅仅是权力部门的“小官”,下到乡镇、村社,这些拥有更多自由裁量权的“小官”成为“巨贪”的现象层出不穷。
关键岗位“小官”权不小
处在重点部门、重点岗位的领导干部掌握着巨大的人、财、事等相关权力。在巨额利益的驱动和诱惑下,关键岗位的“小官”如没有坚定的意志抵制,腐败很容易发生,这也使得违纪违法案件发案率在这些领域居高不下。
今年5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依法对刘旗以及熊玮、杨阳涉嫌共同、单独受贿2.6149亿元一案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查实,自2008年5月起,刘旗历任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金平衡处、高技术产业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办公室改革试点处处长。
2008年5月至2013年10月期间,刘旗任重庆市发改委资金平衡处处长一职,此时的他具有对全市企业债券的发行、监管、审核、转报的职权。
检察机关起诉称,刘旗、熊玮、杨阳以熊玮出资成立的5家投资咨询公司、财务咨询公司名义,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证券公司承揽企业债券承销业务提供帮助,共同非法收受前述证券公司贿赂20979万余元。
3名被告人还以熊玮出资成立的3家投资咨询公司名义,为重庆大足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等5家发债企业在提升信用评级和发行企业债券提供帮助,共同非法收受贿赂4730万元。
此外,检察机关起诉称,刘旗还涉嫌单独受贿440万元。刘旗利用职务之便,为邓某在证券公司承揽企业债券承销业务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其贿赂440万元。
不仅仅是发改委,近年来,国土、国资、财政、住房等掌握审批权力部门的“小官巨贪”案件也有不少。
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仕勇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一些拥有特殊资源或特殊权力易滋生“巨贪”的部门,尤其要制定细化的针对性监督制度,并加以落实,重点部门重点监管。
“惩治贪腐的制度应该具有可操作性,太宏观的话,会导致实施起来非常困难。”王仕勇说。
镇村干部监督需加强
在乡镇基层,干部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更为灵活。一些基层干部在经手资金或者项目时,利用在拨付、审核、验收等方面的职务便利捞取非法利益。这些腐败直接损害群众利益,是当前损害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重要原因。
重庆市巫溪县地处渝东北大巴山区,属于国家扶贫工作重点贫困县。今年以来,巫溪县人民检察院就查处了胜利乡原党委书记毛某伙同乡长林某、人大主席向某共同骗取国家项目资金700余万元,并共同私分危房补助、种草养羊补助、扶贫开发补助70余万元,涉及滥用职权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多万元。
清华大学教授吴维佳认为,中国快速的城镇化为曾经偏僻的村庄和乡镇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这些地方缺乏解决腐败问题的足够透明度。
据介绍,在乡镇一级,“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群众监督太难”的现象仍然存在。少数基层干部认为“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而基层监管体制不健全正是“蝇贪”多发、易发的关键原因。
其实,不仅仅是在乡镇,在村和社区,一些直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干部的贪腐行为,影响更为恶劣。
以农村危房改造为例,近年来,国家加大了相关领域资金的投入力度,这本是扶贫惠民的好政策,然而就有某些村干部打起了歪主意。
在巫溪县检察院查办的上磺镇严家村党支部书记向远高贪污国家转户退地补偿金和危房补助资金的案件中,向远高就将不符合转户退地补偿标准的连体房屋,申请转户退地补偿,获得补助资金十多万元。
对于一些村干部贪腐问题,有反腐专家认为,目前,大多数村的党务、政务和财务公开内容不实、避重就轻,村级财务监督乏力,村纪检委员形同虚设。
打防并举治理“蝇贪”
对于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行为,中国社科院反腐专家高波表示,基层官员管辖的区域有限,但权力绝不小。他们在辖区内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对当地居民日常生活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那么,又该如何对基层“小官”进行更为有效监管?
“要制定细化的制度,加强对‘小官’的监督力度。”王仕勇告诉记者。
在惩治贪腐的制度建设中,官员的财产公开透明也是急需建立并落实的基本制度。
“反腐工作也要依靠人民。”王仕勇说,官员的一举一动都是置身于人民群众中的,是受人民监督的。所以,基层反腐也可以像社会综治工作一样,试行网格化管理,让群众对本网格内官员进行监督。
王仕勇说,绝大多数群众不愿意举报的原因,主要是担心遭受打击报复。所以,对于举报人要建立起相关的保护制度,提高群众的积极性。
有反腐败专家认为,相对“老虎”而言,打“苍蝇”似乎更容易,但只打不防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针对不同岗位出台细化的反腐制度,并加以有效落实,才是打击和预防“蝇贪”频发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