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省纪委办公楼时，山西省某厅厅长李致平（化名）看了看表，已是晚上9时许。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在这里接受了一次特殊的谈话。

　　“小错不改，酿成大祸。惩前毖后，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

　　这一番严肃又饱含关怀的话语，令他深受触动，也让2月18日的这个夜晚在他35年的工作生涯中格外不同寻常。

　　时近正月十五，一轮明月照得天地澄澈，也让李致平心底前所未有的通明：“认错认账认罚，要以上率下。”

　　这是山西省加强领导干部问题线索谈话函询工作的一个片段。截至目前，山西共有276名省管领导干部接受谈话函询，202人已有处置结果。

　　大喝一声，猛击一掌

　　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后，新的省委领导班子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山西工作的指示要求，全面加强正风反腐工作。

　　自2014年10月开始，山西省纪委对2008年以来的反映省管干部问题线索进行大起底，一批反映笼统、问题比较轻微的线索也“重现天日”。

　　无数案例表明，这些问题线索可能标志着这些党员干部正处于“好同志”与“阶下囚”之间的关键阶段。如能及时大喝一声、猛击一掌，或许就能避免一些悲剧重复上演。

　　“领导干部从好人变成罪人，都是小错不纠、听之任之的后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挽救才是根本。”2015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就谈话函询工作研究提出了省委书记担当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省委常委带头对分管领域省管干部轻微问题线索进行谈话处置、纪委书记严格落实监督责任并抓好组织协调工作等一系列机制和流程。

　　对有轻微问题线索的干部进行谈话，旨在唤醒其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并无固定模式可循。

　　被谈话对象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有的人没把组织当回事，以为“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有的人面对组织有顾虑，想开口又不敢，担心自己“认了账”会失去威信；还有的人，交代与否、交代多少都在等待观望，仔细考量。

　　每次谈话都像是一场交锋，事前都要针对谈话对象的基本情况和性格特点，结合问题线索的具体内容，“量身打造”谈话方案。

　　“有的要当头棒喝、直戳痛处，有的要引导感化、旁敲侧击，对于谈话中发现的新的问题线索，还要乘势而上、刨根问底。”据山西省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马葆华介绍，有的对象甚至要反复谈上四五次才能彻底讲清问题。

　　“对于已退休和离岗多年的老干部，则是以函询的方式向其核实问题线索，要求限时说明情况。”省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丁利军介绍说，“问题线索越具体，函询效果越明显。”

　　挺纪在前，治病救人

　　作为践行“四种形态”的有力抓手，谈话函询能让被谈话人讲清问题，接受教育，尽早纠正错误，依纪视情予以处置；或者对问题反映不实者及时澄清事实，打消干部顾虑，消除不良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的组织观念弱化、纪律意识淡薄，令不少被谈话的领导干部对于这种工作方式并不那么“适应”，甚至在接受谈话之初表现出明显的抵触和反感情绪。

　　“听着主谈领导一条条列出自己的问题，觉得既丢人又生气。”某市常务副市长仝秀清（化名）坦言，去年6月13日，谈话刚开始时自己并不服气，“敏感”地认为是被“扣了帽子”，对问题一概否认。

　　但在领导同志的批评、教育和耐心引导之下，仝秀清很快认识到，群众举报就是一面镜子，反射出的是自己工作作风的不细不实、小事小节的疏忽失误。而这些看似人情、小节的问题，实质上是领导干部党性不强、要求不严的表现。

　　当晚，仝秀清辗转难眠。“工作几十年来顺风顺水，听到的全是赞扬，逐渐自我膨胀，以为自己真的‘完美’。那场谈话给我敲响了警钟，这是组织真诚的关心爱护、真心的帮助教育、真正的促进提高。”仝秀清说。

　　对照问题线索，仝秀清自查自纠，深挖思想根源，并在“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作出深刻检查。这不仅是其个人的自我纠正、自我革新，更是对其所在领导班子的教育和警醒。

　　“去年，中央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准则是高标准，条例是底线，中间区域既是党员通过自身努力远离底线的提升空间，更是党组织防范和阻止党员从高向低滑落的监管空间。谈话函询旨在抓早抓小、动辄则咎，防止党员干部由小错酿成大错，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即使不存在所反映的问题，党员干部也要正确对待群众监督，把组织谈话作为一次党章党规党纪的再教育。”省纪委主要负责人认为，“对待谈话函询，党员干部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据了解，被谈话函询的对象最后都要作出书面说明，承诺所说情况是真实的，且没有其他应该向组织交代的违纪问题，由承担主体责任的领导签字背书后交省纪委。

　　“这相当于给领导干部套上了新的‘紧箍’。”省纪委副书记郝权说，“如果党员干部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情况说明弄虚作假，最后就要从重从严处理。”

　　放下包袱，甩开膀子

　　“认错认账认罚，以上率下”的主意既定，李致平很快便向组织承认了自己曾违规收受礼金的问题。而在该厅乃至该系统，这一问题也较为集中、突出。

　　被谈话后的李致平也以谈话为抓手，挑起了“一岗双责”的担子。不仅和副厅长挨个儿谈话，还召集该厅副处级以上干部开会，直面问题，深刻反思：“收受礼金，收者以为是一对一的事情，抱有侥幸心理，送者却都记着每一笔账。归根结底，是部分党员干部忘记了‘严守党的纪律’的入党誓言。”

　　尔后，全厅40多个党支部就收受礼金问题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全系统视频会议开到了全省11个市，显示出彻底解决收受礼金问题的坚定态度。最终，该厅有47人在谈话中承认违规收受礼金问题，另有30人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共上交礼金163万余元。

　　“这就是谈话函询的放大效应、几何级数效应，核心是推动主体责任的落实，发挥以上率下的表率作用。”丁利军说。

　　“讲清问题就是放下包袱。”这也是许多被谈话函询领导干部的共同心声。在一份县委书记的“检查”中，他这样写道：“（谈话）是关心，是爱护，也是鞭策，更是自己在组织帮助下提高认识、纠正错误的一次机会。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好事。面对困难和问题不推诿、不塞责，尽职尽责，尽心尽力。”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减，我要以此次谈话作为人生又一个起点，用优异的工作成绩回报组织和人民的信任。”仝秀清说。

　　目前，谈话函询已成为山西落实“两个责任”、实践“四种形态”的重要工作方式。在山西省纪委处置的问题线索中，谈话函询类比例已由2014年底的1.6%上升至43.9%。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不断加大谈话函询力度。

责任编辑：姚传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