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资料图片）

20世纪80年代，史铁生回到陕北探访。（资料图片）

散文《我与地坛》首发于《上海文学》1991年1月号。（资料图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史铁生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似乎越来越具有感召力。对于很多读者来说，阅读史铁生就是在亲近人文精神、探寻文学真谛、接受精神洗礼。为何有那么多人一直倾心于阅读史铁生？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一贯坚持自由、真诚、纯粹的心魂写作。

“为生存寻找更美的理由”：把生存这件事想深想透

史铁生1951年出生于北京，自小聪慧。中学就读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这所优秀学生云集的学校，他依然是佼佼者，不仅文理兼修，还有不少特长。1967年中学毕业，两年后自愿到陕北农村插队。艰苦的插队生活使他少年时曾有过的脊髓病症再度发作。插队期间，两度回京治病，但病情严重，最终瘫痪。此时史铁生刚满21岁。

残疾让生活陷入困境，只好在一家街道工厂做点小工谋生。劳作之余，他开始尝试写作。史铁生多次写道：“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假若不是因为残疾，他大概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尽管写作是无奈的选择，但自1978年初登文坛，史铁生就显露出不俗的创作才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连续两年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则是其创作才华的证明。

史铁生早期的创作主要还是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同时也体现出对当时文学潮流的追随。比如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多篇小说，就有当时“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这两股文学潮流的深刻烙印。不过，随着写作实践和思考的深入，史铁生对文学有了新的认识，摆脱了一个文学“追逐者”的姿态，慢慢成长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特个性、具备自由精神的创造者。在《答自己问》等作品中，史铁生写到，写作对于他，先是为了谋生，接着是为了价值实现，后才看见了生命的荒诞，这时他逐渐领悟到写作的真正意义所在，“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他意识到，活着不是为了写作，写作是为了活着，写作不只是谋生的手段，说到底是对生命意义的询问，对生命困境的思索，是要“以寻找以创造去实现人生”。他感叹写作之于他，最终成为一种信仰，也是命运。

史铁生将文学分为三种类型：纯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严肃文学侧重于社会、政治、阶级层面，通俗文学主要为人的娱乐需要而产生，纯文学则面对着人本的困境，“譬如对死亡的默想、对生命的沉思，譬如人的欲望和实现欲望的能力之间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终归要毁灭那么人的挣扎奋斗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问题……在探索一条属于全人类的路”。史铁生认为三种文学各有价值，各有存在的必要。但显然他更看重的是纯文学，而他所坚持的也正是纯文学之路。他将人本的困境看作写作的起点，也是维系写作激情的源泉。在他看来，写作就在于看出了生活的荒诞、生命的困境，而力图“为生存寻找更美的理由”，只有将生存这件事想深想透了，才能更好地活着，也才能更好地写作。

“心魂”“务虚”“真诚”：思想型写作的关键词

史铁生的写作由对传统的靠近、对生活的探寻，而逐渐走向对自我心魂的追问。他指出：“缺乏对心魂的关注，不仅限制了中国的艺术，也限制着中国人心魂的伸展。”文学应该超越所谓的“真实”，即表面的现实，或常规的生活，向更为广阔、更为深邃的思想和精神领域进发。“所有的实际之真，以及所谓的普遍的情感，都不是写作应该止步的地方。”写作不只是对外在世界的观察和描摹，而是“鲜活的生命在眼前的黑夜中问路”，是在“写作之夜”“向着心灵的探险”。写作者所要做的是回归心魂的“聆听和跟随”。只有这样，写作才能获得一片无穷无尽的自由天地。

对写作自由的追求，让史铁生不喜欢“文学”这个词，也不接受“文学家”的称谓，而只认为自己是一个写作者。他说：“文学这个词并不美妙，并不恰切，不如是写作，不如是倾诉和倾听……是天地间最自由的一片思绪。”他还说：“说到底，文学（和艺术）是一种自由，自由的思想，自由的灵魂。”他认为文学和其他艺术一样，应该是自由而真诚的，但在现实中，“文学”二字喻示着规则和标准，因此埋藏下一种危险，即取消个人的自由，限定探索的形式与范围。自由不在，真诚也就难求。史铁生认为，只有给予写作充分的自由，写作才能承担起心魂深处有关生命那么多本源性的主题。

“心魂”“务虚”“真诚”，是史铁生文学观念的核心，也是他中后期思想型写作的关键词。他的写作日渐脱离了一般意义上文学创作的陈规陋习。对他来说，只要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任何方式、文体和语言，都是自然而然，是在回归心魂的“聆听和跟随”中自然流淌而出的。史铁生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文体的创新。他认同“形式即内容”“有意味的形式”之说，反对“形式即容器”观念。他认为，文学或艺术的形式，来自人与外部世界相处的形式，以什么样的形式与世界相处，就能创造出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当感到人与世界融为一体、天人合一，存在乃是主客体的共同参与时，也就看到了“形式即内容”。从1987年的中篇小说《礼拜日》开始，史铁生的绝大部分作品就以超越文体的创作，真正践行了“形式即内容”的理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最为鲜明地体现出了形式上的巨大突破。

史铁生在文体上的超越曾经造成评论的困难，也带来阅读就像猜谜的感受。不过20世纪90年代初，有评论者就由捷克作家昆德拉的“复调”理论找到了进入史铁生作品的门径。昆德拉认为，小说的使命是对存在的探询，叙事只是探询的方式之一，它还可以发动其他的方式。昆德拉的大多数作品都打破了文体的界限，但不管文体多么复杂，都是为了完成同一个主题，即对存在的揭示。史铁生确实同昆德拉很像，既是先锋的，又是传统的。先锋表现在形式的创新，传统则在于他们对形式的共同认知：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创新只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存在的主题。同昆德拉一样，史铁生的形式创新并非单纯的形式革命，其意义更是精神层面的。

“爱的弘扬是唯一的拯救之路”：爱成就永恒、消除隔阂、抵抗孤独

21岁突然残疾，恋爱、求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让史铁生饱受歧视之苦。随后几年，疼爱他的奶奶和母亲又相继离世。巨大的不幸，让他坠入深渊。早期的史铁生内心极为痛苦、孤独。以《没有太阳的角落》为代表的早期作品是他这一时期生命的写照。这些作品多以残疾人为主人公，格调低沉。但生命中的亲情、友情与爱情给予他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慰藉，使他不至于在苦难中沉沦。而随着写作、思考的深入，他对生命有了深刻认识。他意识到，他的苦难不是外在社会的或人的原因造成的。他开始跳出个人的苦难看到了普遍的生命困境，由个人的残缺看到了普遍的人性的残缺。史铁生认为，命运的无常、死亡的必然和本质的孤独，是人的三大困境，或者说是生而为人的宿命。早期作品中，史铁生充满了对生命意义的迷惘，生命“好像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存在”。

但在《命若琴弦》《好运设计》等中后期作品中，他则力图在虚无中重建生命的意义。他引导我们将目光从目的、结果转向过程，指出生命的意义不在目的，而在过程，或者说过程就是目的。生命的意义在于能够创造过程的美好与精彩。他进一步指出，在有限或永恒的生命历程中，唯有爱才是最终的超越之路，唯有爱才能赋予生命以真正的意义。爱成就永恒、消除隔阂、抵抗孤独。在《病隙碎笔》等作品有关信仰的诸多探讨中，史铁生也尤为强调爱的价值。

人们之所以热爱史铁生，除了其深邃的思想，或许更在于其作品中流淌着的温情与爱。《秋天的怀念》《合欢树》里的妈妈、《奶奶的星星》里的奶奶、《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贫瘠山沟里白老汉等朴实善良的人们，唤起了读者内心深刻而长久的感动；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在对苦难命运的书写中所流露出的平和、温情和透彻，有着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而在以《病隙碎笔》、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为代表的思想型写作中，“爱”也是最重要的主题。

“爱的弘扬是唯一的拯救之路”，写作就是“要在不解的疑难中开出一条善美之路”，这是史铁生最为重要的领悟，也是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示。

“爱”不仅是史铁生贯穿始终的写作主题，而且是其人格的真实底色。他对爱的敏于感受、乐于付出，他的慈悲、超脱的人格形象，让人内心温暖并得到莫大鼓舞。而在生命的终点，深度昏迷的他以超强的毅力维持有力的心跳，只为顺利完成遗体捐赠，则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爱的表达。

史铁生宽厚、温暖的人格形象长留在人们心中，其自由真诚、回归心魂的写作则持续提醒着我们文学精神的标高所在。他的深刻和超越，使得他的写作具有了世界性，也使得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界一个独特的不可取代的存在。写作就是“要在不解的疑难中开出一条善美之路”，如指路明灯，将长久闪耀在文学的上空。（作者：顾林，系中国社科院文艺学博士，供职于鲁东大学，著有《救赎的可能——走近史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