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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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的战略是由大国发展成强国。一个强国当然有若干配套要素，政治制度完善、文化教育繁荣、经济发展、科技领先等都是首要因素。这其中的文化教育繁荣和我们有直接关系，我们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化教育工作者需要书籍，就像一个人要吃饭一样。有些书可以从书店购买，或者从网上下载；可是有些书不能轻而易举地获得阅读的机会，这类书籍主要是古籍善本。

古籍善本长期以来秘不示人，几乎成了传统，历史上有的藏书家在书上盖有这样的印章：“鬻及借人为不孝。”古籍既不能卖，也不能借。钱谦益是明末排名第一的藏书家，绛云楼不慎失火，大部分藏书化为灰烬。他的好友曹溶去安慰他，同时也批评他吝于把藏书示人，致使绛云楼所藏孤本绝迹人间。为什么不给人看呢？主要还是为了保护。

清代黄丕烈收藏的校影宋本《博雅》，经过宋定之借给了王念孙。王念孙研究《广雅》，写了一部第一流的著作《广雅疏证》。王念孙借黄丕烈的《博雅》当然是为了校勘，可是6年没有归还。后来黄丕烈在京城，见到王念孙的儿子王引之，问到此书。王引之回答说已经还给了宋定之。于是黄丕烈又向宋定之追索，果然在他那里，第二年才追回来。一部书借出去7年才追回来。

杨氏海源阁收藏的明嘉靖芝城活字蓝印本《墨子》是稀世珍本。这本书光绪年间被潘祖荫借去，长期未还。杨保彝在刊刻他父亲杨绍和的《楹书隅录续编》时特别加了注释，说这本书“为潘文勤师借校未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本书才在苏州出现，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历代的藏书家以个人之力收藏保护典籍，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功臣，他们也是最重要的古籍专家。他们最关心的是珍贵古籍的安全，不外借是合情合理的。借书的不愉快，无论如何会得到后人的理解。

在今天，古籍的安全仍然是头等大事，如何实现既保护又流通呢？古人采取了影抄、照抄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也是把献来的书录副本，原本发还，可惜没有贯彻到底。

传世的嘉靖影宋刻本、明清的影宋抄本、近代的影印本，都是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成果。还有一种校宋本、校元本，把宋、元本文字的不同校在通行本上，也是这个目的。这种行为有很大的局限，因为能够被影印、影刻的本子数量很少，既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也存在思想保守的因素。

今天我们有了数字化和网络传递的技术，可以跨国、跨地区，在自己家里、在研究室里，查看异国异地的藏品。今天在座的荣新江先生踏破铁鞋，到世界各地访求敦煌吐鲁番文献，他的前辈王重民先生、姜亮夫先生、刘半农先生，以及更早的黎庶昌、杨守敬、董康等先辈，也都是采用走访这种方式。显然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一般人无法像他们那样随时出去看书，更重要的是一般人看到了也看不懂。要克服这个难题，就要请荣先生这样的专家鉴别原物，进行学术性著录，然后再把图像挂出来。图像加上专家的著录就达到了古籍数字化的基本要求，或者说底线要求。读者上网看书，不仅看内容，还享受了专家鉴别研究的成果。

当然荣新江先生说了，数字化会带来新发现。北京大学教授张丽娟发现了著名的十行本《尚书注疏》的元刊原印本，收藏在国家图书馆，这是过去不知道的。昨天一位青年同志说他发现杨复《仪礼图》元十行原印本，也在国家图书馆，这也是过去不知道的。这类发现会带来很多新认识，因为元十行本，从清代以来用的是明代历次修版，基本上未见到未修版的印本，原印本的发现当然会解决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甚至会改变原有的结论。这都是古籍数字资源发布给一般读者带来的发现。

古籍数字化及免费阅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克服很多主观和客观的困难。国家图书馆作为全国图书馆的龙头老大，在数字化方面也同样起到了表率、带头作用。这次“中华古籍资源库”网上公布成果达到了3.3万部，带动了其他图书馆，甚至得到了私人收藏家韦力先生的赞成和参与。数字资源公布达到了7万余条，这一大好局面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积极规划、努力推动达成的，这是为中国建设文化强国作出的重大贡献，是我国古籍史上的历史性转折，必然对学术文化的繁荣发挥长效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作者 杜泽逊系山东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