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一天,大规模监禁会如同颈首枷、断头台一样退出历史舞台。但今天,它仍然是全世界维护司法公正最普遍的方式
□ 郑志超
现代文明社会中,犯罪者应该接受惩罚,也理应接受惩罚。司法审判体制将犯罪者送入监狱,这里,是多数人一生不曾接触到的空间。
在有些人看来,监狱和医院的运作方式颇有些相似:隔离、矫正、治疗、行为管理,此外,住进监狱的人互称狱友,他们作为受刑人服刑,且有管理人员协助。罪犯在监狱里有效改造,受害人得到补偿,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但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
自1973年以来,美国服刑人员稳定增长,但从未看到对应的犯罪率下降。因害怕监狱而放弃犯罪的人少之又少。更糟糕的是,监狱某种程度上成为某些罪犯的训练中心,待他们最终回归社会,犯罪手段更上一层楼。这不禁让人发问:监狱到底有效吗?
美国刑罚学家贝兹·卓辛格探访了卢旺达、南非、乌干达、牙买加、泰国、巴西、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挪威九个国家的监狱实境,用《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这本书为我们作出了回答。
与很多学者用翔实数据、政策分析和解决方案著书不同,作为一位女性学者,卓辛格的这本书更像是本旅行日志,用心灵旅行的方式折射出监狱的图景。
卓辛格笔下的每个国家都采取了各自对待犯人的策略,除惩罚本身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卢旺达的草地法庭可谓转型正义最佳实践,“原谅”与“和解”取代社会对立与仇恨；南非腐败的监禁体系逐渐融入修复式正义；乌干达、牙买加狱政显示,犯罪肇因于腐败的司法系统和骇人的财富差距；泰国女子监狱则提醒我们,若要改变舆论对犯罪和司法的认知,政治也得改变立场；严厉的新加坡发展出一套社会复归计划；澳洲民营监狱带我们重新省思社会犯了什么错；巴西监狱的单独监禁让人性跟着泯灭；创造人间炼狱来吓阻民众犯罪的策略显然已经失败,于是挪威政府决定透过新式监狱宣誓以矫治代替惩治,宣扬司法质量与文明程度成正比的理念。
监狱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的阴暗面。不幸的家庭、可悲的社会状况、偶然的际遇都可能导致人们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幸道路。罪犯真的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吗?当然不是。他们当中,很多人身上其实也有着巨大的可能性,有潜力对社会作出贡献。
在卓辛格眼里,惩罚之外,狱中的罪犯应该有更多被救赎的机会。监狱只是暂时的犯罪对策,多数罪犯最终得离开监狱。服刑期间,光阴在他们身上留下痕迹,外面的社会却从不停滞。到了重获自由的日子,如何适应突如其来的新世界?就业市场大都不愿雇用出狱者,即便出狱者运气好找到了工作,收入也比没有前科的同事低得多。这样的体制,并不能缔造更安全的社会,反而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不平等则可能造成更多犯罪。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个叫布鲁克的老囚犯,年轻时因犯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关进了肖申克监狱。布鲁克读过大学,是监狱里少有的知识分子,因此被派去管理图书室。相对于其他做苦力的犯人,他清闲而自在的工作令人羡慕。布鲁克老实本分,工作兢兢业业,遵章守纪,从不捣乱。随着服刑期越来越长,他在狱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渐渐成了元老级的“模范囚犯”,从不欺负新人,因此很受尊敬。由于他的良好表现,在他68岁那年,终于被批准假释,重获自由。政府为布鲁克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在一家超市当包装员,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美好。
然而,当布鲁克迈着蹒跚的步履走出肖申克监狱的大门时,丝毫没有奔向新生活的喜悦,反而心事重重。他整整坐了50年牢,早已适应了高墙内的生活,在狱中有名望、地位,过得无忧无虑。出狱之后,这一切不复存在,他感觉自己突然变成了废物。面对自由新世界,他无所适从,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度日如年,常常在噩梦中惊醒。他很快就精神崩溃,甚至想过再杀一个人,重返监狱。最终,他上吊自杀。
曼德拉曾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据说没有进过一个国家的监狱,就无法真正了解那个国家。评判一个国家,不是看它如何对待最尊贵的公民,而是看它怎样对待最卑微的那群人”。对于并非罪大恶极的人而言,惩罚的目的并不是毁掉他的人生。基于这种考虑,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着卓有成效的教育矫治。
从上世纪70年代起,由于监狱写作计划等活动有所成效,美国社会形成共识,相信语言和艺术的表达过程极具认知治疗作用,尤其在监狱环境下功效显著。渐渐地,音乐、园艺、瑜伽、视觉与表演艺术等各种项目都在监狱产生了广获认可的积极价值。在狱中,阅读、讲话和写作的主要目的是唤起人性,在肉体遭到禁锢时掌握心灵自由。在新加坡,有效的社会复归计划让服刑人员在出狱前提前进入模拟社区,对其进行必备的职业训练,从而缓冲其进入社会的压力。
也许有一天,大规模监禁会如同颈首枷、断头台一样退出历史舞台。但今天,它仍然是全世界维护司法公正最普遍的方式。我们不要忽略,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乃至于度过数十年或后半生的,是和我们一样活生生的、呼吸着的人类。“把他们关起来”是我们面对的现实,“然后呢”才是我们不懈追求的正义。 (作者单位:中央纪委驻司法部纪检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