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伴随着工业革命成为一种强势文化，这种强势文化也影响到东方国家。在中国近代，认为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二元对峙的观点曾十分流行，当时不少人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只能批判自己的文化，走西方之路。这种西方文化优越论掩盖了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即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曾长期互相影响，东方文化也曾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是在19世纪西方国家取得了世界发展的主导权后，它们将西方文化标榜为人类最优秀的文化，不断向外传播，西方中心主义才盛行起来。

　　面对西方文化迷信，只有从历史上揭示出东方文化的价值以及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滋养和影响，才能打破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从而彻底走出西方中心主义。

　　希腊被誉为西方文明之根，西方哲学家们将希腊称为欧洲文化的童年。但实际上，希腊文化的形成曾受到埃及文化、亚述文化等东方文化的影响。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说：“埃及人如何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做了什么，使得自己成为希腊那一部分的国王，别的作家已经记载过了。”他还认为，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占卜术，希腊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来自埃及。希腊正是从东方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中学习了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和科学技术，才成长起来。对于这一点，西方一些严肃的学者完全承认。他们认为所谓的西方文明即欧美文明“与其说系起源于克里特、希腊、罗马，不如说系起源于近东。因为事实上，雅利安人，并没有创造什么文明，他们的文明系来自巴比伦和埃及”。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欧洲走向现代化的两个重要环节，而这两个西方最重要的文化变革无不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18世纪，当来华的耶稣会士将中国经典陆续翻译介绍到欧洲后，欧洲形成了一股中国热。特别是柏应理等编著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出版，引起欧洲思想界的极大兴趣。来华耶稣会士一系列介绍儒家思想的著作，对正处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产生了深刻影响。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是当时欧洲最关心中国的哲学家之一，他从孔子的哲学中看到了自己自然神论的东方版本。在西方宗教的发展中，自然神论奠定了解构基督教人格神的神学基础，自然神论者一般都反对正统神学教条和宗教压迫，要求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莱布尼茨通过自然神论来调和孔子与基督教的思想，认为中国人拥有一门唯理学说，在某些方面与基督教教义并存。尽管莱布尼茨的理解建立在自身的一套逻辑之上，但他看到了孔子学说中非人格神的崇拜却是很明确的。《风俗论》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把中华文明史纳入世界文化史之中，从而打破了以欧洲史代替世界史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他说，东方民族早在西方民族形成以前就有自己的历史，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

　　这段历史不仅彰显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世界意义，同时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与现代社会完全冲突的，中国的哲学思想也不是与现代思想根本对立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精华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内容。而西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东方文化对它的滋养与影响是无法掩盖的。但是，现在西方很多学者在对思想发展的叙述中，不再提这段历史，并设置一个二元对峙的思想文化发展模式，以期在文化上压制别人。这种做法不尊重历史，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

　　回顾历史，明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渊源，打破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的逻辑，将西方文化还原为一个地域性文化，有助于我们今天确立文化自信。当然，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否认西方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更不是要走向东方中心主义，而是要以平等、开放、包容的姿态，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