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春园，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
来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西方刑法思想的起源与进化：以西方文学罪罚观为视角》（上册）第六章《向感性世界黯然退守：浪漫主义思潮下的刑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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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浪漫主义思想与德国不尽相同。面对法国启蒙思想的理性风暴席卷一切的态势、面对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民族的隐性自卑与对现实世界愤懑不平的情绪被对自然的青睐与崇尚代替，自然美景成为英国浪漫派作家寄托自由理想的伊甸园。“湖畔派”诗人威廉姆·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年)与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二人均对英国工业文明深恶痛绝，谴责人类在所谓的文明与理性中迷失了自我，将远离尘嚣的自然风光作为诗歌主题，作品包蕴着对理性主义对感性世界的挤压、束缚的不满与抗争。但是，“湖畔派”诗人寄情山水、隐遁出世的精神显然与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进取精神不相适应，因而逐渐枯萎。继“湖畔派”之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衣钵由拜伦、雪莱所承继，他们的灵魂自由漫步于云端深处，双足却始终扎根于现实土壤，作品取材于世俗社会，语言朴素清新，感情热烈奔放，含蕴隽永深刻，突出人的内在领域，宣扬人独立于理性的自在、自为、无限的精神世界，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潮。
一、拜伦文学作品中的刑法思想
出生于古老贵族家庭的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年)，是19世纪西方文化精神的重要代表之一。作品中的“拜伦式英雄”在自然精神的牵引下，向着与人类法律规则与道德伦理相反的方向一路飞驰。他们一方面正视现实、勇于承受罪责，一方面又至死不悔、傲然走向毁灭，并以该种叛逆犴放、桀骜不驯的魅力征服着古往今来的各国读者。
作者拜伦本身亦体现着那个不朽时代的激情，他那普罗米修斯式的孤独的反抗精神在19世纪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激起了极大反响。我们可以看见，拜伦的身上体现着多种极限精神的混合敏感犴暴的气质，深沉细腻的情感，放浪形骸的欲望，孤高抑郁的内心。他高大英俊却生来跛足，他出身贵族却具有平民般的反抗意识，他文思激进却恪守古旧文体，他崇尚自由却难以摆脱对传统伦理评判的重视，他痛恨战争却又热衷于“争取民族自由的战役”。最终，他抛弃手中之笔，投入了如火如荼的希腊民族解放战争，以生命为文本谱就了人生最为瑰丽的诗篇。
拜伦与众不同的文化素养与精神特质，可以从其独特的家族背景中看到端倪：首先，家族气质造成了拜伦激情、放纵、犴暴的心理秉性。拜伦的祖父是海军上将，人称“天不怕地不怕的爵爷”，屡立战功，获得封爵；拜伦的叔父性格古怪，人称“魔鬼勋爵”，其仇人极多，因而他在上衣每个口袋内均放着一把火枪；拜伦的父亲是近卫军上尉，服役非洲时多次拐带勋爵们的妻子私奔，在花光她们的积蓄后弃之而去；拜伦的母亲凯萨瑟是一位富有的苏格兰女继承人，在拜伦三岁时被丈夫抛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拜伦之母凯萨瑟是一位“热情而神经质”的女子，其家族史上“企图自杀或毒死他人者不乏其人”，她的祖先“第一代被溺死，第二代被害死，第三、四代被绞死”，被拜伦的父亲抛弃后，隐藏在凯萨瑟血液中疯狂、暴虐的基因被激发，她经常喜怒无常地对待幼小的拜伦。因而，难以控制的激情是拜伦无可选择地对家族气质的继承。其次，先天跛足的生理缺陷在高大英俊、敏感好强的拜伦心中激起强烈的仇恨，常常使他有自杀和杀人的冲动。与其叔父相似，七岁时拜伦的口袋中就藏着玩具手枪，在他以后的日子里更是经常携带枪支，于潜意识中体验着犯罪的快感。最后，拜伦的情感生活放荡不羁，这也许来自其生父的遗传基因或者自己被父亲遗弃的悲惨经历。拜伦与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丝塔的肉体结合更是违背了人类古老戒律的乱伦行为，他却将之视作最甜蜜的感情与体验。总之，特殊的家族背景、幼年经历以及心理成长轨迹影响着拜伦成年以后的人格特征。阅读拜伦的作品，我们时刻可以感受到这样一幅动人的图景：单枪匹马、冒着枪林弹雨的拜伦勋爵，凭借着火一样的激情，以“自然人”的率真狂暴地撞击着现代文明的坚硬外壳，屡次失败，虽死无憾。为了肉体的绝对解放与精神的绝对独立，除了拜伦，西方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文学家敢于对人类文明作出如此全面、彻底、深刻的否定。
（一）意志独立、精神自足的“拜伦式英雄”：《曼弗雷德》
诗剧《曼弗雷德》(1817年)完美体现了集孤独、骄傲、浪漫、暴躁、思索、不屈于一身的“拜伦式英雄”走向毁灭的历程，表达了拜伦对世间传统文化观下的罪罚思想的反思与背叛。曼弗雷德是阿尔卑斯山一座城堡的世袭贵族，性情孤傲、博学智慧、精通魔法。曼弗雷德一直因自己曾经犯下的一桩弥天大罪而备受折磨。
诗剧的第一幕，他唤来大地、海洋、空气、黑夜等精灵，请他们帮助自己忘却过去的罪恶。但精灵们只能够给予他“王国、权力与长寿”，无法满足他“忘却罪恶”的愿望；精灵们甚至提示他可以去死，但亦不能保证他死后可以忘却生前的罪恶。第二幕，地狱之王阿里曼涅斯答应从墓穴中为他唤来死者阿丝塔忒的幽魂一一曼弗雷德痛苦、绝望的秘密就在她的身上：她是曼弗雷德的继妹．与曼弗雷德发生了关系，后来曼弗雷德于悔恨羞愤中杀害了她。面对曼弗雷德关于“宽恕与怨恨”的追问，亡魂沉默着、隐身而去，未作回答。第三幕，曼弗雷德作出了拜伦式顶天立地的选择，他孤傲地拒绝了修道院院长的劝导与邪恶精灵的引诱，割断了与天堂、地狱的一切联系。最后，他毅然扮演起公诉人、审判官、犯罪者的三重角色，将生与死、罪与罚的权力紧紧握在自己手中，认为“我”即绝对自足的、不需要他物相助而成的个体，“有罪或无罪只是我自己的事”一一他断然为自己定了罪，随后倒地而毙，灵魂凌空而去。
主人公曼弗雷德孤高自傲，博学多才，却对人类理性知识感到失望，于孤独愤世中过着幽居生活。曼弗雷德虽然自知原罪加身，临终时却拒绝了神父劝其忏悔以进入天国的说教；也抵御了魔鬼将他拉入地狱的诱感——至死他都保持着精神的独立与完整，维持着反抗到底、绝不妥协的斗士形象。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拜伦情感经历的真实写照，暗含其与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丝塔的情感故事，全面记录了拜伦在这段不伦之恋后陷于道德与伦理的严厉制裁、心理与生理辗转挣扎的历程。
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相比，曼弗雷德的精神世界如出一脉却又大不相同：为了追求对善与恶的体验，浮士德将灵魂抵押给梅菲斯特，与后者相伴而行、游历世间，最终上帝拯救了已经坠入梅菲斯特手中的浮士德的灵魂；曼弗雷德则不仅蔑视上帝、蔑视各种精灵，而且也蔑视死神，他不仅蔑视神权的一切，对世间的法律、道德、伦理亦一并摒弃，他认为自我是绝对的自足、自由、独立，他将生与死、罪与罚的权力紧紧攥在自己手中。从这个角度分析，歌德在狂飙突进运动中酝酿而出的思想远不如拜伦的热烈、极端、不受拘束。思想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认为：“这就是拜伦充满男子汉气概的伦理观点。他要一直攀登到那已经超越雪线、不容人类的弱点和委曲求全有任何立足之地的峰峦之巅，他的灵魂才能够自由地呼吸。”正因如此，勃兰兑斯认为《曼弗雷德》超过了歌德的《浮士德》。确实，在拜伦的意识深处，对于自己与奥古丝塔的感情，他并无真正的罪感，他渴求超越，他将这段情感视作一段自然而生的经历，视作社会理性强加给他原始灵魂的痛苦与无奈。
（二）质疑权威、挑战宿命的“自由之子”：《该隐》
《该隐》(1821年)是拜伦最优秀的诗剧之一。自从《圣经·创世纪》记载“该隐杀弟”以来，该隐就成为万恶不赦的悖德者与渎神者。关于此案，《圣经》的记述极其简略：“亚当与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同房后生了该隐与亚伯。该隐种地、亚伯牧羊。献祭时，该隐拿地里的菜蔬果粮为供物；亚伯将头生羊羔为供物。耶和华喜欢亚伯的供物。后来该隐在田间杀死亚伯，被上帝定罪驱逐，漂流异乡。
此处，该隐是作为一个丰富、复杂的个体存在而被无限压缩、定格为一个“可耻”的标志与概念之中，其后无人尝试思考事情的前因后果，也无人试图理解该隐在谋杀行为之前、之时、之后的复杂心理。《圣经》简略的记述留给后世文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拜伦借用《圣经》中该隐杀弟的故事，却以与正统教义相对立的精神加以诠释，他笔下的该隐不再是一位罪人，而是一位拥有理性、敢于怀疑、有自己欲望和要求的年轻人类的代表，这种反叛精神在该隐与堕落天使卢息弗的身上得以最大彰显。
亚当、夏娃带着子女向上帝献祭，众皆虔诚，唯长子该隐漠然。 众人离去，独处的该隐困惑于生命的意义：众人离去，独处的该隐困惑于生命的意义：为何要如此艰辛地劳动?为何采食知识之果就要受苦?难道追求智慧、脱离蒙昧在上帝的法典中是一种罪恶?即便是一种罪恶，父母的罪行为何延及无辜子女?如今生存状况艰辛苦涩、远非享乐幸福，为何还要虔诚地向上帝表达感激之情?难道因为上帝的全能，他就是至善?天庭的反叛者卢息弗悄然而至，他视该隐——这个地上的反叛者为同类，顺势而为地引导后者，使得他本已膨胀的愤懑与叛逆情绪被推至极点；卢息弗又不辞辛劳，带领该隐遍游黑暗王国，使该隐洞悉人类的本质即虚无。回到大地后不久，该隐就沦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凶手。在献祭耶和华的仪式中，亚伯带血的羔羊受到青睐，该隐洁净的果蔬却被阵风吹落于地。该隐的热血终于沸腾了，他扬手掀翻祭坛；亚伯上前阻止，该隐操起一根祭坛上的木棍，打倒亚伯。于是，在该隐的“过失”与“激情”之下，谋杀与死亡降临人间。人间第一个犯下杀人之罪的该隐，遭到父母及亚伯之妻的谴责和诅咒，唯有妻子亚德对他不离不弃。埋葬亚伯之后，亚德随他一起接受天罚，踏上流亡之途。
《该隐》一剧探讨了人之降生、受难、犯罪、受罚、死亡等一切悲剧的根源，并对人类的苦难寄予了深切同情，“拜伦式英雄”的反抗、怀疑、叛逆、狂烈等个性在这部著作中得以极致演绎。该隐，《圣经》中受到惩罚的“人类第一个杀人犯”，在拜伦笔下被描写成第一个反抗上帝的叛逆者，上帝则被描写为丧失公正的、嗜血的专制者。不同于亚当、夏娃受苦劳作、希冀赎回来生幸福的伦理观，也不同于弟弟亚伯毫无反思能力的习惯性恭顺，热爱思考、不愿承受苦难、厌恶劳作的该隐时刻追问的是：“难道追求智慧、脱离蒙昧的行为在上帝的法典中是一种罪恶吗?即便是一种罪恶，父母的罪行为何要延及无辜子女?如今生存状况艰辛苦涩、远非享乐幸福，却为何还要虔诚地向上帝表达感激之情?有限的生命固然难免一死，人生的意义又在何处?”拜伦借该隐这位离经叛道、充满着愤懑与疑惑的思想者之口，对上帝的权威性提出挑战，对上帝因为人类追求智慧的行为而施以的惩罚提出质疑，同时对父母犯罪、株连无辜的刑罚逻辑大加诘问。这些尖锐的质疑响彻寰宇，进而通过与灵物之主卢息弗的对话将其归结为绝对的批判。
与《浮士德》中与上帝打赌的梅菲斯特不同，拜伦创造的卢息弗是严肃、认真的，他是一个自由的精灵，也是一个敢于反叛的骄傲的精灵，他只是因为不肯说谎谄媚、阿谀奉承才被赶下宝座，但他毫不屈服，因而，他像他的对手上帝一样永恒不朽。对于该隐而言，卢息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因为他制止了该隐对他的盲目信仰与服从，同时亦拒绝了该隐对他的顶礼膜拜与感恩戴德。他只是指引着该隐自己去看、去发现、去思考。在卢息弗的引导下，该隐遨游了宇宙，看到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也窥见了死亡。一想到所有这一切耻辱与磨难还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倔强的该隐就感到愤怒和绝望——他甚至试图杀死亲子，从而彻底堵绝那苦难延续的源泉。
可以说，该隐是曼弗雷德叛逆性格的继承与升华，其中蕴含着拜伦本人对宗教信仰的怀疑与剖析，他对人类存在的一切悲剧——出生、受难、犯罪、刑罚、死亡等之源头进行了睿智而又悲悯的展示，其中闪现着穿透一切、洞察一切的感性力量。在悲哀的理性世界中，在沉郁的感性人生中，曼弗雷德毅然选择了一条自我审视、自我宣判、自我毁灭的道路，彻底抛弃了上帝的神性与撒旦的魔性；该隐在洞悉人生的虚无与宿命后，对上帝的律令发出愤怒的谴责，成为人间的第一位谋杀犯，被迫走上流离漂泊的命运。无论是曼弗雷德还是该隐，均将自己的生命置人悬崖绝壁，以向死而生的方式主动逾越了被决定的客观存在，并以此方式做出对上帝、对魔鬼、对冥冥之中命运的激烈反叛，尽管如此，他们心中的忧郁与悲哀却并未随其自觉选择而荡然消逝。曼弗雷德与该隐的形象，无不昭示着一种轰轰烈烈、激荡着悲剧之美的人生抉择，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拜伦的身影，因此不难理解他在写下诸多狂放不羁、否定一切人类道德与伦理的作品的同时，为何倾其所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意大利与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诗剧《该隐》中，拜伦还塑造了一个令人感动的人物——与该隐离经叛道的思想形成强烈对照的该隐之妻亚德。亚德代表着与该隐怀疑、叛逆、失败相抗衡的另一种力量，即无条件的爱、怜悯与希望。如果说该隐在智慧中迷惘，亚德则在爱恋中坚定，这种爱不仅包含着对上帝全善全能的坚信，还有对该隐不离不弃的浓烈的人伦之情。该隐举目所及的都是毁灭和灾难，亚德看到的却是万物生机、爱情与幸福。当该隐必须在爱与知识之间作出选择时，她殷切地规劝他：“选择爱，该隐啊，选择爱吧!”当卢息弗要引领该隐遨游寰宇时，她哀悯地反复追问卢息弗：“他真的能回来吗?他一定能回来吗?”当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被所有人诅咒和唾弃时，她对该隐说：“我什么也不怕，只怕离开你，我不会抛弃你，我愿与你分担重负。”正是亚德，这位美丽可爱的女性，以柔弱的肩膀勇敢地分担了人类最初遭受的惩罚，以包容的爱心与真挚的同情给绝望中的该隐带来了温暖与希望。拜伦安排虔诚、忠贞的亚德伴随叛逆者该隐踏上茫茫的赎罪之路，正暗示着崇尚反思与背叛的拜伦始终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徘徊，无法在理性的坚守与信仰的诱惑之间作出抉择。而这又恰恰从另一个侧面——从文学史上最为形骸放浪、激进极端的浪漫派诗人作品中解剖出近代西方人对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所抱有的难以排解的矛盾心绪。诚然，拜伦笔下的英雄均是远离世俗、甚至离经叛道的，但他们又深爱着人类，这种爱既包含着古希腊普罗米修斯般的急切，又孕育着古希伯来该隐式的反叛，同时彰显着基督教耶稣般的深沉。（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