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 冯晨清
近日，世界文化遗产“明十三陵”中崇祯皇帝的陵墓——思陵被盗引发关注。据文物爱好者指出，此次被盗的是思陵“石五供”中的一对石烛台。
对不少人来说，思陵比较陌生。事实上，思陵本身有着曲折的历史。它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及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陵墓。由于崇祯皇帝生前没有给自己建造陵墓，在崇祯皇帝自杀后，被葬入田贵妃墓。直到清朝入主北京后，才给崇祯皇帝陵墓建造了地上建筑。虽然本世纪初，当地加强了对思陵的保护，但思陵依然显得格外沧桑。
在昌平的明代十三座帝王陵寝中，像思陵这样未开放的共有十座，只不过有的简朴，有的奢华，在数百年的岁月里，这些陵寝建筑饱经沧桑，历经时代更迭，各有各的命运。本期品读将带读者走近那些未开放的明代帝王陵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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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明代陵寝已开放
位于昌平的明代十三座帝王陵寝，只有明成祖的长陵、明穆宗的昭陵以及明神宗的定陵对外开放。
如果要去定陵和长陵参观，都会走过神道，这是如今十三陵景区的起点。神道全长7.3公里，向北直达长陵。其他各陵的神道也是从这条神道分出，因而这条神道又被称为十三陵总神道。沿着神道，会依次看到石牌坊以及红色的大宫门，大宫门是十三陵陵墓区的正门，俗称“大红门”，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门向南，分三洞，是陵区的总门户。
大宫门的门口左右立下马碑二方，正面刻有“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八个字。当时官员到这里，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皆由步行进入陵区，否则以大不敬论罪。大明律还规定，陵区内一草一木都不得擅动，否则以“谋毁山陵”论罪，且“山岭内盗砍树木者斩，家属发配从军”。大红门往北，有一座正方形的重檐歇山式建筑，四面有门，高约三丈，它是长陵神功圣德碑亭，建于宣德十年(1435年)。亭内是明成祖朱棣的神功圣德碑，碑身正面刻的是明成祖长子——明仁宗朱高炽撰写的碑文。碑的背面刻的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高宗撰写的《哀明陵三十韵》，详细记述了长陵、定陵、思陵等几座陵墓的状况。
在碑亭北侧，神道东西各有一列石雕群，统称石像生。十三陵的石像生以一对石望柱开始，其后800米的神道上排列有石兽12对。
沿着神道，就能走到长陵。长陵是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陵寝。它保留了明代最为原始的建筑，其主殿祾恩殿，比故宫太和殿面阔还要宽3米。而且这座大殿通体为楠木建成，自建城之日起便屹立在这里，经历了近600个寒暑。与其同时期建成的宫廷建筑或是被改建，或是被焚毁，可以说祾恩殿是少数幸存至今的明初木结构建筑。
长陵的西南侧是定陵，相距2公里，从长陵出来后，沿着昌赤路在环陵路左转，走过定陵西桥一直往西就到了定陵。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合葬陵寝。陵园整体制度模仿永陵（后面会详述），由于明末农民起义军以及清军两次破坏，陵园主体建筑已经基本无存，只余下建筑基础。但定陵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十三座陵寝中唯一开启的地宫。每年这里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人前来进行“探秘之旅”。
定陵的西侧为昭陵，离昭陵不远，从定陵广场出来，有一条小路（裕陵路），沿着裕陵路往南，进昭陵村再往西走就是昭陵。昭陵是明穆宗朱载垕（隆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的合葬陵寝。1987年至1992年间，十三陵特区依据史料记载，并参考长陵的部分建筑进行了复原。昭陵的特有布局开启了此后明清两代帝陵的建筑模式，比如在陵寝兴建“月牙城”以及神厨、神库、宰牲亭共处一院建于陵前左侧的设置，都是源自于昭陵的建筑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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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朴的景陵
与精妙绝伦的永陵
除了上述的三座陵寝之外，其余的十座陵寝均属于封闭管理状态。即使到了陵寝前，没有相关部门的特别批准，是难以踏入陵寝半步的。笔者因为机缘巧合，得到陵区的批准，得以一览十座未开放的明代帝王陵寝。
以长陵为界，其左右两侧集中了十座左右的帝王陵。长陵右侧不远处就是景陵，沿着怀长路来到长陵村就能找到景陵。明景陵是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宗朱瞻基与皇后孙氏的合葬陵寝，后世称朱瞻基和他的父亲、在位不到一年的明仁宗朱髙炽所统治的时期为“仁宣之治”。不过，朱瞻基喜爱斗蟋蟀，因此也被称为“蟋蟀天子”。景陵是十三陵中除思陵外最小的一座帝王陵，而且景陵紧挨十三陵中面积最大的长陵，显得更加小巧。
当年在明仁宗朱髙炽弥留之际，曾交代明宣宗朱瞻基对于自己的后事要一切从简，切不可像成祖朱棣修建长陵那样，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朱瞻基谨遵遗嘱，只用了3个月便将父亲明仁宗的献陵修好。作为儿子，朱瞻基的陵墓自不可大过父亲的陵墓，因此，朱瞻基死后，其陵墓终不敢超越献陵，朱瞻基的景陵最终没有太大的特别之处。
出景陵后，沿着环陵路走，来到另一条环陵路的分岔路口，一直往南，就能来到永陵村，在永陵村村委会附近就是永陵。
永陵是明世宗朱厚熜（嘉靖皇帝）的陵寝。明武宗朱厚照因为无后，所以便由他的堂弟朱厚熜以藩王的身份继承大统。世宗在位期间发起了“大礼议”来通过对礼制的改革巩固自己的地位，如将原有的天地合祀改为分祀，兴建方泽坛（地坛）、朝日坛和夕月坛等。在陵寝制度上，世宗也动了很大的脑筋，甚至是准备开创一个全新的制度：将所有的妃嫔均安葬在永陵内。为此设计人员专门为永陵设置了一道外罗城，并按照世宗的意图，还要在外罗城内东西两侧沿着陵宫正宫设置妃嫔的墓穴。虽然最终这个方案被否定，但永陵的外罗城并没有被取缔，而是依照原方案兴建起来。
经历了400多年的风雨，永陵外罗城已经全部成为遗址。甚至外罗城的城门也已经完全被毁。我们现在看到的红门实则是永陵的“重门”。过了这道重门迎面见到巨大的台基，是永陵祾恩门的基础。这座台基规模十分宏大，甚至超越了前代几座陵寝祾恩殿台基的高度，而且中央御路的石雕采用了龙凤戏珠图案。而至于主殿祾恩殿，更是采用了精美绝伦的御路石雕，一前一后，拱卫在大殿南北两侧。永陵的这座祾恩殿，最初的建筑形制采用的是屋顶制度中的最高等即重檐庑殿顶，面阔七间，所用的建设材料均为名贵的楠木。由于工程质量要求很高，因此建成后二百余年仍然保存完好。
清代乾隆年间，对十三陵大修，由于缺乏现成的木材，于是乾隆皇帝将永陵的楠木大殿彻底拆毁，在原址上重建了一座规模很小的新祾恩殿，不仅屋顶形式改为了等级较低的单檐歇山顶，连面阔也被缩为五间，可谓是典型的“拆大改小”。永陵台基上能够清楚看到清代改造的痕迹：规模巨大的明代台基上，叠压着一座清代改建的缩小的祾恩殿的台基。两座台基一起，向人们诉说着永陵的沧桑。
永陵取消了祾恩殿后的三座门，而直接是两柱牌楼门以及石五供。过了石五供便是永陵的方城明楼。永陵的方城明楼以及宝城的形式，也是独具特色的。为了使宝城内的封土（即民间俗称的“坟头”）填得尽量饱满，永陵采取了像长陵一样的封闭式宝城。长陵在宝城正前方的方城下，开有门洞，通过门斗，在方城内部向左右分出岔路可以登上宝城。永陵的方城则直接将门洞省去，而从方城的左右两侧专门建设了登城梯道。这种设计则是因为永陵方城明楼的独特设计。永陵方城明楼是一座纯砖石打造的明楼。从斗拱到椽子，再到刻有“永陵”二字的匾额均系石制，因此该明楼历经400多年风雨，至今仍然不需要大规模修缮，可谓是“铜墙铁壁”。正是因为大量采用砖石结构，所以明楼的整体质量加大，如果方城开设门洞，则势必会有被明楼压塌的危险。
永陵的另一大特色是宝城墙上的城垛。这些城垛全都采用名贵的花斑石。这种石料的质地异常坚固，雕琢起来十分费时费力。但是永陵的这些花斑石城垛，全部雕琢得十分平整，以至于能和城台上的其余石料完美结合。由此可见修建永陵时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之大。
裕陵祾恩殿后的“三座门”
多年前茂陵的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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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淡的德陵
与寒酸的献陵
离开永陵，沿着环陵路往东穿过德陵村，在村东北方向便是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德陵。
德陵是明政府营建的最后一座帝王陵。因为末代皇帝崇祯并没有在生前营建陵寝，故而明亡后李自成的起义军将他和周皇后埋葬在他的宠妃田贵妃的墓穴里。清政府后来将这座妃子坟改建为帝陵，这就是思陵。
德陵动工之时大明朝已经是日薄西山了，甚至连修建皇陵的钱都已经拿不出来了。德陵工程的总督导是崇祯皇帝，为了给自己的兄长修好这座陵寝，他东拼西凑地去借钱了。最终钱是到位了，但由于层层盘剥，最终落实到陵寝工程的也并不算多。所以德陵的工程质量非常拙劣，到了清朝初年，德陵的祾恩门和祾恩殿甚至就已经出现了濒临坍塌的局面。
除了陵宫建筑外，德陵的另外两大看点莫过于陵前的大石桥以及陵寝南侧的德陵神宫监衙署遗址了。神宫监本是宦官二十四衙门的排除机构，负责陵寝平时的洒扫以及管理。明亡后这些闲置的衙门房舍便逐渐演变为涌入陵区的普通百姓的住房。德陵监的名字也逐渐被如今的“德陵村”所取代。
从德陵出来，沿着环陵路，回到昌赤路，一直往北，在长陵的左侧，能依次看到献陵、庆陵、裕陵、茂陵、泰陵和康陵。
明献陵是明仁宗朱高炽的陵寝。和他父亲的长陵相比，献陵简直可以说是“小得可怜”。明仁宗在位只有十个多月，因此去世前留有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他的继任者宣宗皇帝朱瞻基也确实是按照这份遗诏来做的。正如前文提到的，献陵仅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十三陵地区也流传着一种说法：“献陵最朴，景陵最小”。笔者的实地探访，也印证了献陵的简朴。
由于地势原因，献陵被一座小山包分割成了前后两个部分。其前院围墙已经全部坍塌，整个院落在古树的掩映下，全部成为遗址。祾恩殿基址已经有一部分被掩埋在底下，但是御路石雕仍然可以清晰看到。与长陵相比，献陵的石雕简直是有些寒酸：从头到脚找不到一条象征皇帝的龙的形象（清代陵寝大多数都是龙凤呈祥图案），而是只有一些如意云纹和底部的五峰图案。尤为让人感慨的是，由于献陵采用了这种简单的图案，后续的景、裕、茂、泰、康五座帝陵，即使是兴建于明朝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也没有一座敢于逾越祖制而采用龙纹，而是均采用献陵的简约型石雕。
绕过中间的风水山，便来到了献陵的后院。院落前面的三路单孔石桥的栏板已经全部无存，笔者和守陵的大叔说明来意、出示证件，并给保卫科打电话确认之后，才得以进入这座已经封闭了二十多年的陵寝。
献陵后院主体建筑包括入口“三座门”、棂星门、石五供、方城明楼以及宝城。棂星门只余下了两根石柱的下半部分，石五供上面分别放置香炉，两侧的烛台和花瓶，保存相对较好。后面的方城明楼下本有通向宝城内的券道，但清代对十三陵进行大修之后，便将方城门洞封堵。这样一来首先可以防止牛羊误入宝城内部啃食草木伤及陵寝封土，同时也将施工后的一些废料进行了处理，可谓是一举两得。
当时，为了方便守陵人员进行巡视，在方城的西侧修建了一段登城坡道，俗称“礓擦”，这段坡道登城，坡度非常大，若不是有后来修筑的一些辅助设施，爬上爬下绝对是一件体力活。
献陵方城明楼内是已故帝王的圣号碑。碑体上“仁宗昭皇帝之陵”几个大字苍劲有力。令人欣慰的是，虽然经过了500多年的风雨剥蚀，碑体上明代的彩绘仍然得到了极好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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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制相同的四座陵寝
献陵之后，是庆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五座陵寝。其中，裕陵、茂陵、泰陵、康陵的建筑规制如出一辙，都是仿自献陵和明宣宗景陵的模式，不过每座陵寝都有自己的独特看点。
裕陵是明英宗朱祁镇的陵寝。其陵前原本有极具特色的“龙鳞神路”，即道路中央用城砖铺就，两侧则铺设鹅卵石。2011年裕陵大修，为了保护神路不受破坏，在上面铺垫黄土加以保护。因此如今难得一见裕陵神道。裕陵的陵寝正门祾恩门保留了清代缩建的祾恩门墙基，在原有明代祾恩门基座上依照明代规制复建了祾恩门。所以远观上去是明代的门里包着清代的门基，并且新建的祾恩门由于缺乏历史档案的参考而不施彩绘，极大地尊重了历史原貌。
祾恩门内的前院只残存有祾恩殿的基础，东西配殿和用来焚烧祭祀用祝帛的焚帛炉已经无踪迹可寻。绕过祾恩殿遗址，穿过“三座门”进入后院。十三陵从景陵起，将方城明楼的“海拔”进行了升高，想要进入方城下面的门洞，先要爬上一段斜坡路。与献陵不同的是，裕陵在清代维修时所封堵的方城门洞已经被打通，但由于年代久远，从安全角度考虑，门洞内被铁架子支撑起来防止坍塌。由于门洞的打通，所以方城西侧清代增建的礓擦（登城坡道）并没有像献陵那样添加防护措施，而是维持了原貌。笔者尝试着进行了一次攀爬，感觉非常陡峭，尤其是下坡的时候，必须要手扶着左侧的方城墙体，才能勉强走下来。看来巡视陵寝的兵丁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茂陵是明宪宗朱见深的陵寝，其最大的看点倒不在陵宫内，因为基本上建筑形制和裕陵大同小异。相反院外排列有序的仪树，倒是值得一看。这些树是明代种植的，其作用就如同在陵寝前站岗的卫士一样。十三陵陵寝区域内的仪树大多在清代即被砍伐，像茂陵前这样大规模的遗存实在是弥足珍贵。
泰陵是明孝宗朱祐樘的陵寝，朱祐樘在位期间勤政爱民，礼贤臣下，创造了明代又一个辉煌时期，历史上称之为“弘治中兴”，并且这位皇帝在世时坚持“一夫一妻”的制度，除了皇后张氏以外，没有纳任何的嫔妃。泰陵位于十三陵最西北角，位置比较偏僻，因此这里保留的遗物也略多一些。
在泰陵的前院内笔者发现了东西配殿的遗存，这类建筑基址是前面几座陵寝里都已经不见踪影的。而且东配殿基础南侧还残存一座焚帛炉。其形制比较简陋，红色墙体，上覆灰色筒瓦。祾恩殿后的三座门没有进行维修，维持了原貌。因为清代对于泰陵的修复工程中，将此三座门门顶的琉璃瓦饰件全部更换为冰盘檐样式，可以说是将原来较为复杂的建造工艺简化了。在这座残存的三座门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清代改建的痕迹。
康陵是明武宗朱厚照的陵寝，位于十三陵陵寝区域的最西端。明末康陵被李自成的起义军焚毁，清乾隆年间重修康陵时对明楼进行了缩建。如今绕着康陵的宝城城墙转一圈，会发现城砖上有大量的铭文。康陵的砖铭文是十三陵中保存最多最完好的。这些铭文大多体现了修造康陵的城砖的“生产商”，也就是说如果工程质量出了问题，可以直接找到相关责任人。可谓是厂家和皇家二者签订的一份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康陵脚下的康陵村，曾被评选为北京市最美乡村，这里的“春饼宴”非常有名，也可以算得上是农家饮食的一大特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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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陵建成的庆陵
妃子墓改建的思陵
庆陵是明光宗朱常洛的陵寝，说起这座陵寝，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这座陵寝原本的主人并不是朱常洛的，而是英宗皇帝的弟弟、景泰皇帝朱祁钰的。朱祁钰在皇后杭氏去世后，在此为她兴建了陵寝，并准备在自己百年后与皇后合葬。不承想哥哥英宗皇帝朱祁镇复位，朱祁钰被废为郕王，陵寝也被英宗下令捣毁，从此这里留下了“景泰洼”的称呼。后来明光宗朱常洛因急病去世（在位仅一个月），因时间紧迫无法从容查勘陵寝的风水宝地，便在这处废弃的陵址兴建了庆陵。
庆陵也分为前后院，中间有一座小山遮挡。庆陵前院保存得比献陵前院完整。院内存有祾恩殿的台基，东西配殿基础已难寻觅。其中祾恩殿御路石雕亦采用龙凤戏珠的图案，较之明代早期的雕刻便显得奢靡了很多。
庆陵的方城明楼参考了昭陵，即在方城后形成一个半月形的院落，俗称“月牙城”，也叫“哑巴院”。据说修筑陵寝的工匠在陵寝竣工后被召集到这里，每人灌下一碗哑巴药，以防止他们泄露地宫的入口。当然这纯属无稽之谈，试想这些工匠即便是哑了不能说话，也能够通过绘图、写字的方法将秘密泄露。实际上这座月牙城是为了既让宝城内的封土能够填满，同时也是为了在方城后修筑登城梯道的便利而设置。而这种形制直接影响了清代入关后的陵寝规制。从清世祖顺治皇帝的孝陵开始，清代的历代帝王陵除道光的慕陵外（因慕陵未设置方城明楼），均设置有月牙城。
在明代的十三座陵墓中，思陵是非常独特的一座。思陵位于鹿马山南麓，在十三陵陵区西南角，远离陵区，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及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陵墓。
崇祯在位十七年，没给自己建造陵寝，无合适陵地，又忙于政务，无暇顾及。思陵本不是崇祯皇帝的墓地，而是为贵妃田氏所建。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被李自成的起义军逼向万岁山（即煤山），并在那棵歪脖树上自缢而亡。李自成下令用宫里的门扇将其尸体抬出，与周皇后一块，用棺殓之，停放在东华门外。后来，又命昌平州官吏打开田贵妃的墓穴，安葬崇祯皇帝和周皇后。当时，昌平州库一贫如洗，“官民共同捐助，葬崇祯”。
清朝入主中原后，将此处陵墓命名为“思陵”，并营建了地上园寝建筑。从规模上看，思陵不及长陵的十分之一，而且，思陵的主体建筑全部无存，更不要说明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