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掘现场。

　　“西王赏功”金币。

　　出水银锭。

　　被木鞘包裹的银锭。 本文图片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 四川自古是金银矿产地，尤其到了明朝，白银需求剧增，四川银矿陆续被开采出来。

　　● 江口出水的明朝银锭，在数量上超过了目前存世明代赋税银锭藏品的总和。

　　● 明朝的50两大银锭，数量十分有限，堪称稀世珍宝，江口出水的50两大银锭多达上百枚。

　　4年前，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发掘，让张献忠千船沉银的民间传说成为现实。经过先后三次考古发掘，江口遗址迄今已有5万余件文物出水。

　　在张献忠抢掠的各种金银财宝中，数百枚明代银锭从一开始就吸引着学界关注，它们成为研究明朝白银流通制度以及赋役制度的珍贵资料。近日，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发布江口沉银研究文章《江口出水赋税银锭与明末四川社会变迁》。在他看来，正是明末朝廷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赋税科目，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民不聊生，才最终纷纷起义，助推了明王朝的灭亡。

　　出水银锭留下“白银世界”的线索

　　在江口沉银第一次考古发掘发布会上，出水文物给人带来了强烈的视觉震撼。其中，沉甸甸、黑漆漆的银锭排成几行，密密麻麻摆在一起。它们是张献忠一路烧杀抢掠、“千船沉银”的直接证据，也留下明朝“白银世界”的各种线索。

　　“彭山江口出水的崇祯末年四川50两大银锭，其铭文之清晰、税种之多样、版式之新颖、内容之丰富、承载信息量之大，堪称罕见，弥足珍贵。”陈世松是首批应邀到江口遗址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专家。他发现，这批江口出水的50两官铸银锭，首先造型上就和其它地方发现的明代官银有所不同。

　　“卷边马蹄造型是其最大特色。”陈世松说，四川自古是金银矿产地，尤其到了明朝，商品经济前所未有的发达，再加上朝廷推出“一条鞭法”，所有田赋徭役都折合为银两征收，大大刺激了白银的需求，四川银矿在此背景下陆续被开采出来。

　　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四川会川密勒山”的银矿，便有美矿之称。银锭铸造工艺也因此代代流传。到了清末时期，四川“大多数白银都是十两圆状锭或鞋形锭”。以至在钱币史上，清代、民国时期四川省的10两圆锭（俗称馒头锭），被视为目前银锭中最常见的形制。

　　这批江口出水的明朝银锭，在数量上超过了目前存世明代赋税银锭藏品的总和，而且在银锭铸造的时间上，几乎涵盖了明朝万历、崇祯的各个年份。陈世松说，由于银锭是张献忠一路从各地藩王府及官府抢掠而来，银锭上可辨认的来源包括黄冈县、景陵县、西陵县、湘潭县、沅陵县、巴陵县、赣州府等府州县，几乎涵盖了当时河南、湖广、四川、江西、两广等省在内的大半个中国。作为要上交到中央朝廷的税银，银匠们丝毫不敢缺斤少两，在银锭行将铸造完成时，纷纷錾刻上自己的名字，以供质量“溯源”。与此同时，还尽职尽责地刻下了银锭涉及的税种，包括四司银、行税银、行银、牙行银等。“这些税种过去仅见于历史文献，江口沉银的发现，为研究明代白银的税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支撑。”

　　最让学界惊喜的是，明朝的50两官铸大银锭，由于种种原因数量十分有限，堪称稀世珍宝。2005年4月20日，彭山江口镇岷江河道内挖出7枚50两大银锭时，曾在国内钱币收藏界引起巨大轰动。没想到此后江口遗址三次发掘，出水的50两大银锭多达上百枚。

　　四川巡抚之名为何出现在银锭上？

　　随着更多银锭出水，专家们发现“四川铸造”有一个极大不同——四川两任巡抚的名字，出现在这批银锭甚至金锭之上。

　　“明代官铸银锭的铭文内容与历代大同小异，无外乎就是银锭制作或者使用的年份、地点、用项、重量、官员或者匠人等。”陈世松说，银匠们在制作银锭时，在其还没完全硬化的时候，用刀凿和锤头在银锭表面，将信息一笔笔錾刻上去。时间短暂，导致银锭所刻文字看上去大多粗拙，有的甚至以简体字或特殊代码符号来完成，比如把“银”刻成“艮”，“龍”则刻成了“龙”等。然而，税银地名大多錾刻的是州县地名，而制作于崇祯十四年、十六年的两款四川银锭，不仅一律以“四川”冠名，而且还将抚臣、按臣的官职、姓名标注在显著位置上，这又是为何？

　　“这极可能是廖大亨对皇帝的一种邀功。”陈世松说，廖大亨出身进士，为明末一代名士，有诗文著述传世。他在出任四川巡抚之前，大明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四川遭到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轮番攻击。廖大亨前面三任四川巡抚王维章、傅宗龙、邵捷春，就是因为镇压农民军兵败革职。当时，张献忠曾经作打油诗讽刺：“前有邵巡抚，常来团传（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其中的邵巡抚，指的便是邵捷春；廖参军，便是廖大亨。没想到的是，当邵捷春被革职后服毒自杀，廖大亨却升任四川巡抚。

　　陈世松认为，廖大亨在银锭上开创性地刻下四川以及巡抚之名，或许就是为了向皇帝显示自己在四川的政绩，以回报崇祯皇帝的器重与期待。在廖大亨就任四川巡抚以后，他卖力推行崇祯皇帝所制定的加饷剿“贼”政策。江口出水的这些錾刻了各种赋税科目的银锭，就是他上任之后，以各种名目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过，这批税银制作完成后还没来得及运走，便被张献忠抢劫一空，反而成为他行军打仗的军饷。

　　横征暴敛加速明朝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因洪武帝朱元璋留下祖训“天子守国门”而为人津津乐道，这样一个王朝，为何会走向衰败？江口这批刻着不同税种的银锭，可窥端倪。

　　刻有四川以及巡抚之名的银锭，主要来自崇祯十四年、十六年。史料记载，廖大亨在崇祯十四年便已入川，横征暴敛即刻开始。实际上，明末时期的苛捐杂税非常泛滥。陈世松说，尤其是“三饷”政策，让百姓苦不堪言，最终只有奋起反击。

　　三饷，是在原来正常的赋税之外，额外加派的三种赋税，分别为辽饷、剿饷和练饷。辽饷是为明朝与后金作战所征军饷，剿饷为平定农民起义，练饷则为应付清军南侵。三种临时赋税开征时，崇祯皇帝曾表示“暂累吾民一年”，岂料这种税一旦开口，便一直未能革除。

　　陈世松说，在四川，蜀王府占据了“什七”，即十分之七的良田。明朝最后60年，四川又遭遇了连年天灾。这个时候，廖大亨仍然为“邀功”推出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并且放纵各府州县胥吏紧逼债务。在他的放任之下，彭县县令干脆以当地未纳完编银为由，让衙役将这些欠账作为薪金，让他们自己去讨。衙役受利益驱使，自是肆无忌惮，致使民间怨声载道，最终爆发了一场针对衙役的民变。

　　崇祯十四年，彭县人王纲、仁纪敲着锣召集群众，发起了除“衙蠧”的倡议。人们热烈响应，将衙役住宅全部捣毁。此后，邻近州县闻风而起，以及出现了衙役被活活打死，以及扔到锅里炖烂的情况。当时的民变，成都十六个州县，只有新都、金堂没有介入。随着民变愈演愈烈，内容不断扩大，从最初的“除衙蠧”扩充为除“五蠧”。争斗所向，包括州县胥吏衙役、投靠藩府的“府蠧”、横行霸道的“豪蠧”“宦蠧”等。这场除“五蠧”一直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演变成为围攻成都的群众运动。剧烈的官民冲突最终让崇祯皇帝对廖大亨失望，将其贬谪，另提陈士奇出任巡抚。没想到的是，陈士奇上任后变本加厉……

　　錾刻在白银之上名目繁多的税种，就是四川人民彼时的深重灾难，也是天下未乱蜀先乱的最根本原因。陈世松认为，江口出水银锭上的蛛丝马迹，反映的正是四川深刻的社会背景，“或许正是民怨沸腾，才为张献忠一路攻占成都铺好了路。”

　　宝贝盘点

　　江口沉银连续三次考古，出水文物超过5万多件,成为公众了解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一扇窗口。

　　蜀王金宝：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明代藩王金宝实物。其乌龟造型的钮已经断离，但仍可清楚辨识出底部篆书的“蜀”字，因此可以确认为蜀王金宝。由于每个王府拥有的金宝只有唯一一枚，在分封时代代代传袭。因其数量稀少，也就特别珍贵。

　　“西王赏功”金币：“西王赏功”金、银币，是张献忠作为大西王时嘉奖部将战功所用。在江口沉银遗址发掘之前，因为其存世稀少，一枚“西王赏功”金币在2011年嘉德士春季拍卖会上，以230万元的价格成交。江口考古发掘文物中，包括数十枚“西王赏功”金、银币。

　　金册：在江口沉银出水文物中，有多枚册封金册。其中既有抢夺自明藩王府的，也有张献忠建立大西国后封爵妃嫔的金册。（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