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轻重，这样的话题并非没有进入过公众讨论视野，比如近年来大量的高官贪腐案件，具体案件的量刑比较上，涉案金额与量刑轻重的横向、纵向差异，往往成为人们介入贪腐案件讨论的收尾议题。不仅如此，包括一些普通刑事案件的量刑，也难免被拿来与某些落马官员的判决结果比较，可能会得出一些朴素的民间判断，甚至成为一时的讨论热点。而在这一社会现象背后，法律层面则必然引向对量刑规范的思考。

 

　　2014年1月，最高法启动量刑规范化工作，并出台相关文件，此次媒体聚焦的天津高院做法，便是对上述改革的试点实践。按照天津高院相关负责人的说法，量刑程序的规范化，核心在于量刑的公开性、参与性，促进“看得见”、“可感受”的量刑公正的实现。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法定刑普遍有一定的幅度，有统计显示，“上下限差值在5年以上的法定刑有270多个，占总数的40%”，这当然是尊重个案具体情况、法官自由裁量的需要，但同时也客观上导致了所谓“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普遍存在。

 

　　同案不同判，解决的思路或许多元，包括指导性案例发布，裁判文书上网等方式，统一司法尺度，提高法官的司法能力等。同时，具体到某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对量刑过程中程序正义的重视，不仅有助于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还可能从客观上推动庭审虚化问题的解决。罪与非罪的庭审过程，包括证据呈现、法庭辩论虽然同样存在虚化的问题，但量刑环节的相关问题显然更严重。司法实践中，量刑并未明确纳入庭审程序，量刑方法陈旧、粗糙，特别是量刑程序的不透明，缺乏参与设计，使得量刑程序本身，成为某种意义的“密室操作”。尊重法官（乃至合议庭）的专业判断、自由裁量权，并不代表裁量的过程、结果不该公开，不该有尽可能充分的说理。从这一个意义上说，增强量刑程序的规范化，是庭审告别虚化的一部分，对量刑程序的各种公开、详尽以及保障律师介入和辩护的要求，同样适用于庭审过程以及判决书的定罪部分。

 

　　天津高院的实践细节中，控辩双方在量刑程序上被要求独立、集中发表意见，合议庭成员也被要求“独立就量刑事项发表具体意见”，而不是模糊看法，量刑公开被分解为量刑调查公开、量刑辩论公开和量刑理由公开三部分。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并且在裁判文书中增强说理性，将量刑的依据和理由予以释明，所收获的制度红利，首要一条便是对裁判文书说理的推崇和制度倒逼。事实上，不仅量刑要有说理，定罪更要有详细的法理阐释。近段时间以来备受各界追捧的一些“最伟大判决”，归根究底其亮点便在于裁判文书的增强说理。判决书不再是干巴巴的模块拼接、法条套用，而是变成法官向社会成员阐明案件原委、法律判断的过程，成为最鲜活的普法，客观上也促进了司法职业的专业化，提升了法官的职业尊荣。

 

　　裁判文书要增强说理，不仅量刑，还包括定罪。通过制度化的硬性要求，倒逼庭审过程从虚化走向实质，庭审要有真辩论，控辩要有真对抗，法官要能在庭审中真的居中裁量。量刑正义，要的是“罪责刑相适应”，量刑的客观公正，所追求的是活生生的正义，而不是机械化的正义感觉，“活生生的正义”应该被看到、应该保障参与，所有的法定程序都该被较真、激活，这是量刑规范的开端，绝非程序正义的终点。

责任编辑：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