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回望新中国70年壮丽发展历程，高等教育国际化走出了一条从学习跟跑迈向并跑领跑的中国特色之路，为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强国，更好服务支撑教育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新中国70年；对外开放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也称高校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等），可以理解为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或比较的维度，融入到高校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全程，以培养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高水平国际化人才、促进教师和校长能力建设、提高学校治理能力、服务民族复兴、促进民心相通、助力文明互鉴和世界进步的过程。它是培养高层次人才、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深化中外人文交流、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还是多样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方式和国家开放包容的重要体现。

回望70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事业发展历程，从建国之初规模较小、领域狭窄的单线人员交往为主（1949-1977年）到改革开放后作为国家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至今），经历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停滞、重建并开始从国家战略高度进行开放，到新世纪以来在国内外良好环境下的迅速发展，再到如今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发展态势，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在开放中诞生、在开放中发展壮大、在开放中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同时期、不同历史境遇下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既是根植于当时政治经济特征和社会主旋律的历史踪迹的反映，也是与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整个国家教育现代化事业发展从大起来到强起来相适应、与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共同趋向相呼应的过程。回溯70年求真之历程，既可以总结历史、说明现在，也能够探索规律、启示未来。概括来说，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本内涵与外在形式不断扩展，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七个阶段的主题。

学习跟跑：在以俄为师背景下起步（1949-1960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为满足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提高自身人才培养能力的需要，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从“以俄为师”中起步，对内从理论到学制、学校教育、教学过程、教材、方法等全盘移植“苏联经验”，对外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先进技术，尤其与苏联开展全方位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大力吸引建国前出国留学生回国工作。建国之初，留学生群体成为了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作出了名垂青史的贡献。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是与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零星、单线和相对封闭的人员流动，来华留学的规模与出国相比要小得多，主要是越南、朝鲜等周边国家来学习文化、语言、农学等，且场所集中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十余所高校。

曲折前进：拓展与其他国家的交流（1961-1965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国内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经济陷入困境，国外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与苏联、东欧等国家的教育交流中断。在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的“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指导下，国家开始通过加强国内英语教育、建立研究外国问题和外国教育的基地、派遣学生赴西方国家学习外语等举措拓展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此同时，国家召开了一次来华留学工作会议，出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有关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法规性文件——《外国留学生工作试行条例（草案）》；召开了两次出国留学工作会议，在总结建国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将出国留学人员的工作方针从“根据国内的建设需要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调整为“专业上保证重点、兼顾一般；保证质量、研究生为主；满足短期需要也要兼顾长远”。这一阶段，来华留学生规模扩大且来源国多样化，除建交国派遣留学生来华外、亦有未建交国家通过民间渠道来华访问，还首次接受了非洲留学生。对外教育援助也开始启动，主要集中在越南等周边国家以及非洲等国，帮助这些国家发展教育、学习汉语等。

挫折困顿：突然停滞与恢复性发展（1966-1977年）

“文革”期间，国内教育遭到严重破坏，教育对外交流陷入停滞；对外方面，与美国的关系逐渐缓和，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且迎来了一次建交热潮。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尽管国内“文革”仍未结束，但教育对外交流已经有了恢复性发展，一方面应外交需要开始派遣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外语，且第一次派遣教育代表团出访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来华留学和来华教育访问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明显增多。以法国一所高等学校安排学习中文的学生自费到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交流为标志，自费来华留学也在这一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

开放驱动：服务国家改革开放（1978-1992年）

1978年，国内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征程，在“三个面向”的思想指引下，摆脱了前期仅靠人员流动带动国内发展的局限，通过拓展战略布局、丰富内容形式，迈入了服务国家改革开放与开启院校层面的开放交流“双引擎”的新局面。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完善制度规范与组织机制建设成为新阶段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先手棋”。1981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提出“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留学工作方针，赋予自费出国和公费出国政治上一视同仁的地位。1986年，成立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在国外陆续设立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同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连同1987年国家教委印发的五个关于公派留学的管理细则，一起构成了许多内容沿用至今的覆盖出国留学事务方方面面的管理体系。这一阶段，高校层面对外交流的自主性和独立地位开始显现，以南开大学1980年组织召开明清史国际研讨会为标志，国内开始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中外高校之间开始开展学术研究合作；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与国外高校建立校际交流关系；外籍教师来华任教的学科逐渐多元，中国学者也开始走出去任教。多边教育交流合作机制开始启动，以1978年教育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第一份备忘录为标志，中国正式开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的教育交流合作。此外，1981年成立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1987年成立的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等民间、半官方的教育国际交流专门组织为教育对外开放开辟了新渠道。汉语推广也在这一时期取得显著进展，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汉语水平考试（HSK）的诞生，使对外交流的语言之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政策引导：制度完善推动规范发展（1993-2008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教育立法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一系列影响中国教育发展方向的重大战略与政策出台，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政策引导和制度完善中走向规范发展。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要“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对“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专设一章，做出一系列具体规定；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对高校层面的对外交流进行了更细节的规定。这一时期，留学事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出国留学方面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工作方针。国家教委印发《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政策。1996年成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使来华和出国留学在招生、选派和管理方面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国务院2003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为伊始，连同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文件的陆续出台，完善了政策顶层设计，有利强化了合作办学的规范管理，为提高合作办学的质量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政策保障。与此同时，高校层面的对外交流合作在“211工程”“985工程”等重大质量工程的进程中开始向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具体过程中延伸。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机制建设也有了新进展。

院校主导：适应现代高校体系的国际化模式基本成型（2009-2015年）

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探索，高等教育进入重心下移、分类推进、内涵发展时期，国家角色由行政主导转为政策引导为主的宏观指导，使高等教育国际化迈入院校主导的、展现高校对外开放多元目标和多层次发展的新模式。

从教育规划和战略来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关于高等教育对外交流的要求涵盖了办学、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等多方面。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为高职院校服务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布局与国际人才培养提供了框架和路径。2015年，国家颁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要求“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加强国际协同创新，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从院校实践来看，国际化也已成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院校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如研究型大学的世界一流目标、应用类本科院校注重与国（境）外应用技术大学合作、高职院校的复合型发展定位等。国际教育供给方面，“引进来”以华东师范大学与纽约大学合作设立的上海纽约大学以及武汉大学与杜克大学合作成立的昆山杜克大学为代表，中外合作大学体制机制创新有了新进展；“走出去”以老挝苏州大学、同济大学佛罗伦萨校区以及清华大学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全球创新学院为典范，中国高等教育境外办学有了新突破。与此同时，高等职业院校也纷纷开始关注自身的国际影响与国际竞争力。

国家行动：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现代模式升级（2016年至今）

2016年进入“十三五”规划，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的诉求。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国际交流与合作需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实施留学行动计划，继续办好孔子学院”。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系统设计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内容，并强调教育对外开放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要点。随后，教育部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强调将高等教育国际化上升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推手。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结合，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通过国家行动的快车道加速自身的模式升级。

我国在以前相当长时期内是人才输出国，在“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新时期留学方针指导下，如今在发达国家求学后返回中国就业成为一种普遍趋势，归国人才数量持续增加、中国高等教育自身人才培养能力不断上升，使中国学术界已经初步具备了与主流学术系统直接对话的学缘联系和人才基础。来华留学方面，接受留学生规模继续扩大且向着高层次高质量发展。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其中学历教育占比52.44%，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占比12.81%，自费生占比87.19%。此外，我国已与4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2016年，我国成为本科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协议的正式成员，标志着我国的工程教育质量得到国际认可。我国也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不仅与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交流关系、与46个重要国际组织开展教育合作交流，还以多种方式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创建新的国际教育和学术组织，不仅积极推动了全球教育发展，也提升了我国在教育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70年的实践，高等教育国际化为开启新时代办好既面向世界又扎根中国大地的中国高等教育，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强国，更好服务支撑教育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展望未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在战略上需要更加明确“两个服务面向”的时代主题，需要根据时代特性完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实践上需要重点关注双向留学的效益、以质量为中心的国际化品牌工程及多边性的国际合作平台建设等方面内容，推动形成与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建设与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范式。

【作者熊建辉，单位：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原载2019年第19期《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作者：熊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