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研大战将至，“保内”或“保外”是个难题

　　八成院士学术成长道路未必从一而终

　　每年9月是一年一度的“保研季”，与“保研”紧密相关的夏令营，则提早在7月的暑期刚刚到来之际，就已经在全国高校遍地开花。为此，许多大三学生早早地做起了准备，从拟定研究方向到准备材料，从了解导师情况到网络上与未来可能的导师“套磁”，有的学生从当年3月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筹谋。

　　始终有一个问题萦绕于学生们的心中：获得了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后，究竟应该“保内”还是“保外”呢？是留在本科母校，伴随着熟悉的院系、跟随着熟悉的老师，在本科扎实的基础上“一脉相承”式地继续钻研深入？还是选择前往另一所学府，在全新的学术氛围和环境中，从不一样的视角迸发出学术活力？

　　选择，对人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学生有抱负在未来成长为顶尖创新人才，那么从长期发展来看，在“保研”的关键节点，究竟应该作出何种选择？

　　作为拔尖创新人才群体的代表——院士的成长经历无疑有很强的代表性。笔者对全部院士——共2495人(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在中国接受了本科教育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笔者注)进行了梳理，去除被重复计算的院士、本科毕业于1949年之前的院士、没有研究生学历的院士，获得有效样本1068人。笔者对1068名院士的成长历程进行分析，试图探究拔尖创新人才的教育成长路径。

　　八成院士经历过跨院校的学习

　　笔者把本科、硕士、博士三个教育阶段，院士在不同高校学习的经历称为具备学缘异质性。用更通俗的语言来理解，就是不同教育阶段在不同学校就读，院士在学术成长道路上不是从一而终。

　　在对院士教育经历划分后，笔者经过统计后发现：仅有204名院士在同一所学校接受了从本科到硕士甚至博士阶段的完整的学历教育，占全部有效样本近两成；而八成人，也就是864名院士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至少经历了一次环境的转变，更有很多人经历了两次转变。

　　除院士履历相关数据，多名院士对早年求学生涯的回忆也印证了不同阶段不同学校的求学经历与创新间的密切关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翟中和晚年回忆自己在苏联的求学生涯，当时苏联遗传学分为对立两派，他所求学的教研室主任和他的导师分属于不同派别，他分别从两派中汲取了养分。翟院士坦言，“这对我后来的学习非常有帮助，我很支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中国工程院院士傅依备先后在四川化工学院、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和列宁格勒苏维埃工学院核化工专业(核燃料处理工艺专业)学习，1960年5月获得副博士学位，最后才转往其有所成就的研究领域。

　　也有不少院士认为，成就自己的关键在于就读于不同学校期间跟随过多位不同的优秀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敬魁在回忆录中说，“在我不同的求学和工作初期，知识渊博、诲人不倦的老师给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我以后在学科交叉领域从事研究工作，顺利完成科学研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洪钟也认为，他在学习和科学研究道路上先后在太原工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遇到杨贵林、郭慕孙和格雷斯(J.R.Grace)3位优秀科学家导师，使得自己的研究视野始终处于科学前沿。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在吉林工学院、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学习，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东京大学分子科学研究所做博士后。博士生导师藤岛昭先生使其受益匪浅，成了他研究的转折点；博士后流动站的导师井口洋夫先生又一次刷新了他对科学的理解。

　　上述实证数据表明，作为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群体，大部分院士经历了跨院校的学习，具备从多个院校获得的广阔学术视野和研究经验。院士回忆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学术流动与学术成就间的关联。

　　学术流动越频繁 学术生产力越高

　　另一项研究以我国229名青年长江学者为研究对象，也发现多数学者在本、硕、博教育阶段学术流动频繁，教育阶段就读于3所院校的学者进入学术职业发展期开展独立科研的时间最短；不同校际间的流动、留学经历通过多样性的教育模式、学习氛围，利于学者在成长阶段汲取新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

　　香港大学学者霍顿2013年针对学术流动与学术生产力之间的研究，发现个体学术生涯早期的流动经历与其终生的学术行为、学术产出密切相关，缺乏流动会带来学术生产力低下。同时他还发现，只“流动”一次与不“流动”者之间学术生产力的区别并不明显，教育政策应当关注于“缩短”学术“近亲繁殖”的时间与其他可能。

　　由此可见，很多拔尖创新人才在成长中经历了至少一次以上的学术流动，背后原因何在？

　　笔者分析：第一，范式陷阱的制约。在不同地区、不同院校求学，有助于学生获得多方面、多元的知识和理念；跟随不同方向、不同理念的导师学习，使个体避免了由于长期跟随固定教师或教师群体所形成的学术观点的遮蔽，避免陷入长期反复训练所形成的“范式陷阱”。尤其是在当下对复合型人才需求越来越强烈，被局限的学术视野、相对单一的知识结构已经难以满足迅猛发展的科技需求，如果学生的学历教育在同一学校完成，在某种程度上，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概率将大幅降低。

　　第二，认知心理学的认知逻辑。人类记忆按照意义组织联结在一起，个体每接受一类新知识就会在脑海中激活一片新神经元，围绕其核心概念形成一个辐射状联结的节点；当个体今后再接受了相同(或相近)领域知识时，会在原有已激活神经元的附近延伸出去，再激活更多神经元并建立联结通路，扩大那个节点。当两片已经激活的神经元非常临近时，个体便有可能自发地在这两片神经元中建立联结通路。创新往往就发生在未知领域的知识重构与原本并无联系的节点之间联结通路的建立过程中。笔者认为，校际流动的意义有助于个体建立更多神经联结通路。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领域深入学习，固然有助于大脑源源不断地激活更多的神经元，使该节点所联结的神经元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增多，其半径不断扩大；但在校际、学科之间流动方能使个体从不同的切入点看待同一现象，脱出原有知识架构。

　　第三，增加与学术创造力相关的机缘与瞬间。“本研一体”的教育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思路是线性的，即希望学生从本科开始就找到自己的“志趣”，从此沿着自己的理想一帆风顺地成为我们想要他们成为的那种人。但事实上人的志趣、理想乃至人本身，终其一生始终在发生着变化和发展，在不同时期会面临不同的机遇和挑战。只有变化的环境才会增加这样的机缘。

　　有些学生可能会认为，中国学术界有“圈子”文化，自己保研到了其他高校，就不能与原来的老师建立更深关系，不能进入母校学者的“圈子”。但其实，保研选择其他高校，才会认识更多其他学者，使自身成长环境发生变化，带来不同的信息、知识和多元视角，这有助于思维发展和学术能力的持续增进，避免单一学术视角的遮蔽，也有助于拓宽自己的学术人脉。

　　很多高校“保内”风气盛行

　　目前，我国高校推免现状不容乐观。不少高校出于生源、招生成本等方面的考虑，往往倾向于招收本校推免生。加之近年来高校科研任务越来越重，“双一流”评估压力增大，高校对于“研究生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本校学生自大四起便可作为研究助手参与工作，本校推免生“好用”“好上手”，致使不少高校的“保内”风气愈演愈烈。

　　从高校流入构成(高校接收学生的生源学校结构比例)来看，相关数据显示，北京一所高校2018年拟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共计3120名，其中硕士生2195名，博士生925名，来自全国162所高校，其中来自本校的免试硕士生795名，免试博士生242名，共计1037名，占全部名额的33.24%。

　　从高校流出构成(本校学生去往其他高校的结构比例)来看，各校公开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显示，上海一所高校2018届本科、硕士毕业生中，1961人选择国内升学，其中，1743人选择了本校升学，比例高达88.88%；华东一所高校2018届毕业生中，2162名本科生被录取为国内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研究生，其中留在本校的有1757人，比例高达81.27%；中部一所高校2018届本科毕业生中，832人选择国内升学，其中557人选择了本校，占66.95%。

　　“本研一体”模式对学生和高校或是尚未知觉的危险

　　部分学者近年来再次提出了“本硕连读”等“本研一体”培养模式，以求缩短学制、提高人才培养效率。一些高校也在其一流本科教育行动方案中将“本研一体”作为战略明确提出。

　　笔者认为，“本研一体”的培养模式缩短了学制，让学生更早地接触科研，也避免了本科最后一年的“空窗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人才培养效率。但“本研一体”却限制了学生的校际流动，使他们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在同一院校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笔者认为，对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而言，“本研一体”模式对学生和高校或是尚未知觉的危险。

　　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本科教育，每所院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学科和研究方向，都有具有个性的学者，学科差别相对院校差别更加显著。因此，对于有着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抱负的学生而言，无论选择“保研”还是报考研究生，其目标高校选择的视野不能局限在本校。其中，在研究生期间，学科水平对于学生未来创新更加重要，学生可以更多考虑与母校相同学科水平、甚至更好水平的学科和高校作为优先选择目标。

　　国家宏观教育政策赋予了学生选择自由的权利，教育部于2013、2014年连续发文强调“推免工作提倡不同高校学生交流融合，激发学生创新活力，鼓励学科交叉，推动复合型人才培养”，指出“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本校推免生报考其他研究生招生单位”“要充分尊重并维护考生自主选择志愿的权利，不得将报考本校作为遴选推免生的条件，也不得以任何其他形式限制推免生自主报考”。部分高校要求学生必须“保内”才能获得推荐资格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8114万人，仍保持世界科技人力资源第一大国的地位，但与总量第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顶尖科技人才严重不足，直接导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很难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展开竞争与合作。回应“钱学森之问”在贸易战背景下、在芯片“咽喉”被卡后显得尤为迫切，并呈现出时代新的意义。笔者对院士学缘的深入研究，期待找到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的一个关键方面，期待能给高校教师、管理者以新的启发。

　　(卢晓东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张旭菲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卢晓东 张旭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