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 弋

　　有的司法判决之所以难服众，不仅因为公众朴素情感与司法专业性之间存在差异，还在于普法的不足与滞后。

　　近日，深圳市民王某因出售两只自行人工繁育的绿颊锥尾鹦鹉，被法院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引发社会公众的热烈讨论。而在近年来发生的天津仿真枪案、河南卢氏县采摘蕙兰案等多起刑事案件中，也曾出现类似的激烈争论，不少人甚至对这些案件的判决结果难以认同。

　　为何这样的司法判决难以服众？

　　其中的一大原因，往往在于这些司法案件大都非常贴近公众的日常生活，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依据其自身的朴素情感和经验进行评判。然而，司法判决却在不经意间冲击、颠覆了公众原有的认知模式，使他们突然意识到原本习以为常的行为竟可能触碰法律的禁区，这种冲击破坏了他们原有的安全感，引起了他们的不适和担忧。

　　当然，公众认知与法律规范的确往往存在差异，司法作为一项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司法判决也不能以个人或群体的意志为转移，而应服膺于事实依据和法律准绳。但是，司法者若只是一味站在法律专业主义的立场，用精深复杂的专业技艺去解释论证判决的合理性，而轻视和简单否定公众对生效判决的异议的话，则会缩小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公约数”。更重要的是，一旦过分自信于所掌握的专业技艺，却不自觉忽略公众的朴素情感之时，那么其专业技艺演绎的越精细，反而愈加可能背离司法寻求公平正义的原旨。

　　有的司法判决难以被认同的另一大原因，还在于普法的不足与滞后。

　　“不知法律不免责”是一项重要法律原则，这意味着即使不知道自己行为违法，也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然而，法律规范数量众多，且很多规定极具专业性，广大群众想要全面准确地了解确非易事。尤其是当那些法律禁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时，即使是事实清楚、于法有据的判决，也难免和不少群众的心理预期存在一定差距。例如，在天津仿真枪案中，关于枪支标准的过分精细和难以为众周知，就成为公众争议和质疑的焦点；而在本案中，王某也因不知其出售的鹦鹉是濒危野生动物而引发人们的同情。

　　不可否认，司法判决作为事后的惩戒教育机制，固然是普法的有效途径。但更重要的是，应在普法宣传中未雨绸缪、下好“先手棋”，让广大社会公众能够更早地了解相关法律规定，知悉法律禁区和违法责任，通过提前形成心理预期，以更好地弥合公众固有认知和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的缝隙，实现公众朴素情感与司法判决结果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