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入伍，于宁表现卓越，屡屡立功；求学北大，于宁出类拔萃，深受爱戴；供职中纪委，于宁顺风顺水，广受重用；下海做律师，成为行业领袖。

　　作为丈夫、父亲、兄长，于宁的各个角色扮演，都是成功的。

　　于宁辞世68天的时间里，法学、法律界纪念他的活动似乎远未停止。

　　6月1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原会长、国浩律师事务所原主席于宁倒在家中的健身器上，再也没有醒来，享年62岁。

　　6月7日的告别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等送了花圈。司法部前部长张福森、最高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家新、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冯巍等官员前往送别。

　　此后的这段时间，全国各地的律师通过微博、微信朋友圈发文表达悼念和感谢。

　　7月19日是于宁逝世的第49天，北京大雨如注。国浩律师事务所联合法律出版社出版了《纪念于宁》文集，作为众人对于宁的深情纪念。当日，该书发布会暨于宁会长追思会在法律出版社举行。

　　于宁的亲属、同事、朋友以及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南京、重庆、内蒙古等地的法律界同仁，也齐聚法律出版社，深切缅怀于宁。

　　采访众多律师，听到最高频的用词是“不舍”“良师”“行业领袖”。

军旅九载，北大四年

　　于宁1954年3月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1969年12月，15岁的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王牌部队38军。9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于宁钢铁般的意志。

　　1976年唐山地震，由于38军驻防河北，于宁所在部队成为首批进入地震灾区的救援队伍之一，他是随部队跑步进入灾区的。于宁的北大同学、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徐家力回忆，老于曾经跟他说起过救灾的经历，作为卫生兵冲在第一线，连续不休息，没日没夜救助伤员。卫生条件很差，救援也没有人工呼吸机。在这种情况下，于宁经常要给伤者做人工呼吸。

　　“先是做胸压，然后一只脚跪地，深吸一口气，对准伤者的嘴吹气。”于宁曾给徐家力示范过，让他记忆特别深刻。经常口对口呼气抢救半天，于宁才发现抢救对象已死亡多时。当时正值七八月份高温天气，灾区传染病盛行，于宁的抢救都是在“鬼门关”打转。

　　不过，对于救灾经历，于宁很少提及。于宁的儿子于颢表示：“从来没听他提到过。”

　　因在唐山大地震救灾前线表现出色，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荣立个人三等功。1978年5月，转业后的他到江苏省镇江市卫生局工作。

　　1979年9月，于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这成为于宁命运的转折点。

　　“老于”是徐家力对于宁一贯的称呼。“无论是在北大上学期间，还是在中纪委工作期间，就是他当了全国律协会长，我当面都叫他老于，因为他就是我的同班同学老于。”徐家力坦言。

　　徐家力回忆，老于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身体好，特别是住在北大38楼五层靠近他宿舍附近的同学，都应该知道他的身体是如何强壮。“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他的胸大肌是我见过的男人当中最大的，除了电影照片中的模特以外，我没见过有谁比老于有更大的男人胸大肌。”

　　在北大期间，于宁的出色有目共睹。彼时，于当了北大校学生会副主席，因为徐家力酷爱体育，加上不错的长跑成绩，在于宁的举荐下，徐家力担任了校学生会体育部副部长。

　　徐家力回忆说：“那年，‘学代会’主席77级李克强，学生会主席77级张炜即将毕业，学生会主席将在79级同学中产生，老于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而且小道消息也是这么传的，我都替老于高兴。可他对我说，别听他们瞎说，干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关心这事干吗？”

　　后来虽然他没有当上学生会主席，但徐家力始终认为于宁的能力一直不比其他主席差，有一件事让徐家力记忆犹新。

　　在于宁做学生会副主席期间的1981年暑假，北大校团委、校学生会欲组织学生骑自行车去山东等地旅游，校学生会副主席老于、体育部徐家力组织实施，当时有几百人报名参加，而学校只允许50人去，如何选人？

　　“老于最后确定以拉练方式选拔队员，我们先后骑自行车去过潭柘寺、密云水库、十三陵等地方，老于每次都亲自骑自行车一起去，经过淘汰，最终选定了50人。”

　　出发后，在沿途也出了不少事，作为学生会领导，老于费尽心血，尤其在同学们因为线路问题与校方发生矛盾时，老于发挥领导才能，在远离北大校园之外果断处理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50多名学生来自几十个系，几乎每天都有事情发生，老于长袖善舞，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我们从北京出发，历经天津、河北、山东、辽宁，最终安全返回北大校园，老于的领导协调组织能力让所有人钦佩不已。

　　“我们这些当年参加自行车旅游的各系同学至今还保持着联系，还都热衷于体育活动，而那个有着健硕身体的老于却走了……”

从中纪委辞职“下海”

　　1983年，于宁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纪委，先后在第四、第七纪检监察室工作，参与查办了一批违法乱纪案件。

　　1985年初，于宁官至副处，1990年提到正处。在中纪委同一批人当中，都算是比较早的了。“我和同事们的关系也非常好，后我去中纪委的很多同事都把我当作他们的兄长。”2014年10月，于宁接受《法律与生活》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于宁对中纪委有着非常深的感情，在于宁看来，人这一生精力最充沛、最黄金的一段时间是30岁到40岁。于宁的这10年，恰好都在中纪委度过。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当时掀起了一批党政干部辞职下海的热潮。此后，我国律师制度改革逐渐加快。律师事务所逐渐由“国办所”向“合作所”和“个体所”改变，律师“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也开始打破。

　　于宁一直密切关注律师制度改革，1988年还首批考取了律师资格证。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向记者表示，他就是从于宁口中了解到1993年开始的律师制度改革的许多背景，并在他的鼓励下从国办所辞职，下海并进京执业的。

　　1994年，已是中纪委四室一处处长的于宁有了辞职当律师的想法。当时徐家力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出来当律师两年，于宁数次向徐家力询问当律师的具体情况。

　　当时于宁确实面临痛苦的抉择，在他提出离开中纪委的时候，领导代表组织找他谈话说准备提他为副局级，而做律师却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段时间让于宁仍然稍存犹豫，促使他痛下决心的是一个细节。他那时候约定两个朋友出来一起创业，领导找于宁谈话后，于把自己选择的苦闷告诉了合作伙伴。他们马上不干了，“挑头出来干的是你，现在我们辞职了说不干的又是你，你这人太不够意思！”于宁最怕朋友说他不好，一咬牙，什么都不想了，果断辞职。

　　1994年5月，于宁辞去公职，创办北京时代律师事务所，并被推举为主任。科班出身的他有较强的业务能力，经手的案子多数都取得令当事人满意的结果，赢得很高的评价。

律协专职会长

　　于宁是第一个没有体制内身份的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也是第一个专职会长，但卸任后，专职会长制度未再延续。

　　他卸任时说：“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

　　从2005年到2011年，于宁干了两届全国律师协会会长，是司法部改革律协工作机制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前面的五届会长，都有行政身份，退休后有相关的干部待遇，他是第一个没有体制内身份的律协会长，而且是专职，从律所退出，当会长时不接案子，只兼任一些公司的独立董事。

　　据于宁回忆，当时司法部推进这个制度，是为了顺应国家体制改革的方向，逐步让行业协会履行自我管理职能，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宏观调控。

　　他还记得当时的司法部长张福森跟他说，现在先只是会长，将来条件成熟了，秘书长都可以由律师来做——当前的制度框架下，秘书长由司法部派、全国律协常务理事会聘任，对司法部党组和常务理事会双重负责。

　　专职会长能够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律协的工作中，也有助于避嫌——律师界是个江湖，相互间难免存在些矛盾和竞争，如果会长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律所，至少形式上会更加中立。

　　令于宁感到遗憾的是，在他之后，专职会长的试点就结束了。下一任会长虽然仍由没有体制内身份的律师来担任，却不再是专职。

　　至少在于宁自己看来，6年半专职会长的实践是比较成功的。在司法部的指导下，努力把行业自律工作搞好，一方面自我发展、自我规范，一方面反映会员的诉求，搞好会员事务，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

　　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出台了一系列业务操作指引和指导意见，例如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指导意见，以及为“三农”提供优质法律服务、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指导意见等。

　　作为律协会长，于宁对律师关注于点滴之中。2011年广西北海4名执业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因伪证罪被捕，各地律师跑去为他们代理又被打时，于宁一直非常关注。

　　于宁一直非常关注律师伪证罪的问题，不止是北海案。广西百色一名律师被控伪证罪无罪释放后，他还以个人名义送去了5000块钱。

　　“实际上，各地律师遭遇维权问题时，全国律协也做了不少工作，和有关部门积极沟通，只是不太说。所以他卸任时说，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一位接近于宁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于宁很珍惜全国政协的平台，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时，几乎每年都会组织针对律师行业的调研。

　　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北京律师刘红宇回忆，当有人质疑律师的法律定位和社会价值，甚至认为律师是毫无作用的骗子时，于宁从不沉默。

　　在大成律师事务所吕良彪律师眼里，于宁并非一个特别能赚钱的律师，也没有创办一个足够“大”的律师事务所，但却得到全国律师界的高度尊重，是因为他身上的家国情怀与男人担当。

儿子的怀念

　　于宁之子于颢就读于北京大学，突然丧父，让他猝不及防。他特地撰文纪念父亲，情真意切。

　　“从小父亲对我要求就十分严格，很注意训练我的思维和体魄，我想两方面我都没达到父亲的期望，但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上进的习惯。”

　　于颢写道，“父亲从在机关工作的物质匮乏时代，到下海做律师，家里的条件还是得到了不小的改善。在刚买车的那些年，父亲周末会带着我和母亲去郊游；逢年过节他都会精心策划，虽然对家人直抒胸臆的表达不多，但是会让我们感到很踏实、有依靠和温度。父亲的时间大多数投入在了工作上，陪伴家人的时间并不多，但是在这有限的时间中，他努力经营着家庭的温暖。在投身律师行业管理的那些年，父亲忙得‘征用了母亲和我做他的私人助理’。生活中简单的幸福反而被父亲事业上的投入剥夺了，家人一起游玩的时间在很多年中都是极其奢侈的。”

　　于宁虽然很忙，但是于颢看到父亲的忙碌背后不是为了“利益”，而是理想和情怀。他担任会长之后不再执业，在经济收入大幅减少的前提下，用自己的会长津贴资助西部律师，每年去青海等藏区，关注藏族孩子的教育问题；另外，于宁还担任了对日索赔小组的组长，以公益的身份为二战中受害的慰安妇和劳工争取权益……这些都对他的家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于颢和母亲也逐渐理解了他。于颢还亲自到青海的藏区支教，将自己的知识带给了偏远山村里的孩子。

　　从会长卸任后的近两年，于宁有了稍微多一些的时间陪伴家人，于颢的妈妈近两年身体也不是很好，于宁有个愿望，要带妻子走遍全世界的各个大洲。“他真的是按照这样的计划在一步步实现着，也带妈妈走了一些地方。妈妈回忆他们刚结婚的那些年，家里条件拮据，父亲是骑自行车带妈妈去吃小摊。但30多年过去了，父亲在感情上能够一如既往地对妈妈，用带妈妈看世界去弥补婚姻中曾经的缺憾。我觉得，爸爸妈妈是到了晚年才步入了初恋。而这一切的幸福，都是父亲用自己的智慧、辛勤和汗水一点一滴塑造和积累的。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父亲对家庭的担当，是无可挑剔的。”于颢充分表达了对爸爸的钦佩。

　　于宁的弟弟于平说：“兄长是一座山，一条河，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我，更是我学习的榜样。”

　　62年的岁月，于宁的各个角色都扮演得如此成功。只是，他的匆匆一别，留给亲人、朋友、法律界太多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