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伟德  

　　听说过证明“我妈是我妈”，可市民郑师傅却遇上更让他尴尬的证明。受外伤住院已花费3000余元，可要想按照城镇医疗保险报销，他就必须要证明这伤是自己意外造成的……（《华商报》9月13日）

　　有的时候，要进行“自我证明”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若是没有见证者和相应的辅助证据，“无图无真相”就难以取信于人。明明是自己一头撞上了玻璃窗，不过却因为没有旁观者，也没有相应的监控视频等辅助工具，尽管现场依然狼藉一片，血迹斑斑和碎片一地，不过医院只认参保单位开具的证明，而不愿意去现场调查核实，也不认可当事人提供的说辞。当然，同样的工作模式和路径之下，医保机构不会开也不愿意开具“自伤证明”，证明“自己伤的”则陷入了死循环。

　　如此境状公众并不陌生，证明“我是我”或者“我妈是我妈”的遭遇，业已成为公众为之诟病的顽疾，也带来了“取消证明”的改革。不过，证明式的责任推卸思维方式还在，路径依赖还在，公安等部门取消出具证明的职能之后，开具证明变得更为艰难和复杂，“办事难”并未因此得到解决而是相反。究其原因，还在于原本应由相关服务部门去解决的问题，结果却因责任倒置而反推给被服务者，导致其反复奔波和不断折腾。

　　以征兵政审为例，在外地求学、经商、务工的人员被当地公安机关，作为主要的审查对象，并要求应征青年到外地公安部门开具“无犯罪记录”。不过，当地公安部门却以“开具证明应以公对公”，加上公安部的新规定而拒绝开具，让办事者往返奔波而无果。手续的繁琐与麻烦，再度降低了应征者的入伍意愿。然而事实却是，有了公安部门内部的联网查询系统，查找无犯罪记录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更何况，既然当地公安部门怀疑对方有犯罪嫌疑，应由其提供证据而不是“自证其清”。

　　同理，正如律师所言，法律的大原则是谁质疑谁举证，医院、社保中心质疑外伤者存在第三方责任人，应当由他们调查核实，而不是让伤者自己证明。医院和社保机构要求参保人员提供“自我受伤”的证明，目的是为了防止在有第三方责任的情况下，利用自我受伤而骗取国家医保资金。从初衷上讲，如此从严把关并确保医保资金安全的行为，值得鼓励和提倡。不过，把需要自己举证的责任，结果反置给权利诉求者，本质上是一种不作为和乱作为同体的行径。自然，大量的责任倒置，也就带来了证明“我妈是我妈”的权利烦恼，并成为“办事难”的根源。

　　要从根本上解决“办事难”的困境，还得理顺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防止责任倒置的行为产生。取消对外出具证明无以解决问题，关键要取消证明而回到“谁质疑谁举证”的法律原则上来，否则就会带来责任的转嫁，相比于取消开具证明之前，更缺少解决问题的渠道。一纸“自己伤的”成了权利者的烦恼，也成为权力者服务不彰和责任反置的缩影，并将“办事难”的原因得已以管窥豹式的呈现。要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使“办事难”不再成为权利之痛，亟待明确责权利之间的关系，让公共服务回归于常态，而非权利伤害的归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