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前，武汉，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维护、执行党纪有了专门机关。在党内监督之网越织越密的今天，回顾文献资料、历史遗迹，一条线索清晰显现——

探访中央监委诞生地武汉——

党内监督从此夯下组织基础

　　初夏的江城武汉，树木葱茏、百花飘香。

　　离武昌江滩不远处，都府堤路20号——一座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院落，在绿树掩映下显得古朴庄严。这里就是1927年党的五大会议旧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脉”所在，党内监督组织制度建设的起点。

　　89载时光荏苒，如今的五大会址，已开辟为《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历程展》，往来参观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一幅幅图片、一件件文物，反映了我们党党风廉政建设的铿锵足迹。会址前草坪上矗立的十尊第一届监委候补监委纪念铜雕，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张张坚毅的面孔，透视出执纪监督的刚强力量。

　　建立专门机构——

　　开创党内监督组织制度建设先河

　　1927年4月27日，这是一个星期三，远在华东的上海已经陷入“白色恐怖”，党的五大这一天在武汉召开。

　　风云变幻的斗争形势，增强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强自身建设的紧迫感。就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党决定成立中央和省一级监察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监委。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成立中央纪律检查机构，监督执纪的旗帜从此高高举起，规范开展党内监督的大幕由此拉开。

　　出席过党的五大的陆定一同志曾经回忆说：“在革命受挫的情况下，首先必须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为此，迫切要求成立党的监察机构，用严明的党纪维护党的集中与统一。”

　　“应运而生”，中国监察学会反腐倡廉历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守宪认为，作为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一大到五大，接近6年时间过去了，健全党的组织架构，单独设立专司监督的部门应该说是水到渠成。

　　从党的建设实际来看，经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到党的五大时，党员从两年多前还不到千人猛增到5万7千多人，其中难免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问题。党员队伍的迅速扩大，健全组织机构、加强对党员纪律约束，亟需提上党建议事日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广东等7省也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就在五大开幕的第二天，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因叛徒告密，在北京英勇就义。在残酷的斗争面前，一些投机分子、动摇分子甚至包括一些意志薄弱分子，经不起考验而脱离组织、蜕化变质甚至叛变投敌。面对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强化党员教育管理和纪律监督，坚定党员理想信念，清除不坚定分子，巩固党的组织，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宋健这样告诉记者。

　　党的五大上，一群平均年龄在30出头的年轻人当选为中央监委委员、候补委员，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10名同志当年就牺牲了5位，随后几年里又有4名同志牺牲或失踪，只有1名同志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10人中无一变节，无一叛变，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履行了对党组织的铮铮誓言，书写了第一代纪检人的无悔忠诚。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研究员王谦等认为，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并首次明确提出“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政治纪律”等概念，这些对后来党内监督机构建设、党内监督工作的开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党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不懈探索实践——

　　党内监督薪火相传持续发展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和党内监督工作。1921年，在复杂环境下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在第一个党纲里作出规定：党的领导原则是“苏维埃管理制度”，“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委员会的监督”。这些条款，凸显了组织的严密性和纪律的严格性。

　　在党的幼年时期，为有效利用有限的人才资源，确保中央对各级组织的有效管理，逐步形成了党群组织特派员制度。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这是党的文件中最早规定设立中央分派各地指导工作的特派员，开始创立特派、巡视的工作方式。

　　“由于我们党早期比较弱小，根据地分散，交通、通讯不便，这时候要想使党的决定和政策得到有效执行、维护全党的集中统一，可以说这种特派员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健在接受采访时说。

　　党内监督机构也是因时因事而设。党的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监察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党务委员会的名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出现纪律检查委员会。虽然时代在变，名称更迭，纪律检查机关具体职责不尽一致，但维护党的纪律这个根本任务没有变，始终是管党治党、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力量，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各个时期，党内监督机构的职能都是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比如大革命时期，主要是严明纪律、惩治叛徒；土地革命时期，主要是解决根据地之间政令统一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部分地方实现局部执政，党员干部开始拥有一定权力，这时党内监督机构的工作可能更多地体现在打击贪污、公权谋私等问题。”王守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严明纪律、整顿党风、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强化权力行使监督、惩治腐败，等等，逐渐成为执纪监督的主线，建立推进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党务公开、健全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发展并创新党内巡视制度、探索并改进派驻监督……清晰的路径，见证着党内监督的沉稳步伐。

　　“从来没有一个政党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欢迎和开放对自身的监督，大力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严格内部政治生活，架起各项纪律的‘高压线’，以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决心和态度保持自身纯洁。”“我们党能够取得一个个胜利实为必然，这一点确实无可争辩。”接受采访的党史专家如是说。

　　坚持改革创新——

　　推动党内监督迈入新境界

　　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党内监督进入巩固深化、总结提高、创新发展的新境界。

　　“十八大以后，可以说是党内监督从理论到实践都突飞猛进的时期，落实‘两个责任’，推进‘两个全覆盖’，加强问责追责，密织党内监督制度笼子，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也是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重要方面。”湖北省纪委办公厅副主任吴贤舟同志说。

　　特别是巡视，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威力。“四个着力”、“三个不固定”、“专项巡视”、“巡视全覆盖”、“全国一盘棋”、“政治巡视”，巡视工作在创新中不断深化和聚焦，发现和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管党治党方面的突出问题，形成有力震慑，充分发挥了遏制和治本作用。

　　“近年来，湖北省委巡视机构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创新方式方法，精准发现问题，巡视全覆盖，省委巡视组已完成对市州、县市区（开发区）、省属国企的巡视，省委今年5月召开了全省党委巡察工作动员会，巡察也即将实现全覆盖，省纪委纪律审查的问题线索超过60%是巡视发现的。” 省委巡视办副处级巡视专员胡光怀同志介绍。

　　说起派驻纪检监察机构改革，湖北省纪委组织部副部长熊长俊同志说到：“加强派驻纪检机构改革，是党中央深化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同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一样，湖北已经实现了派驻监督全覆盖的改革目标，仅今年1-3月，已完成改革任务的39家省纪委派驻纪检组共接受信访举报564件，谈话函询72人；立案57件。“纪检组组长任职，省委只明确其为省纪委派驻省直单位纪检组组长，不直接明确具体单位，由省纪委根据工作需要统一调配，真正体现‘派’的属性。”

　　“派驻机构改革后，办案工作明显加强，省市县三级派驻机构去年办案数分别同比增长82.6%、131.9%、104.6%。” 省纪委案管室干部吴小峰同志补充说。

　　“还有一点值得总结的，那就是随着党内监督实践的发展，党内监督的制度‘笼子’越扎越紧。去年修订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六次全会报告提出今年还将制定、修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党内监督条例、行政监察法，这些顶层设计的工作与全国各省区市的实践探索应该说很有关系。”省纪委宣传部副部长刘亚锋同志谈了自己的感受。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89年前，我们党在中南重镇所描绘的党内监督蓝图正在开创性发展，王荷波等第一代纪检人所开创的监督执纪事业，如今已经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站在新时代的星空下，我们有理由缅怀、继承先烈的遗志，奋然前行，不断开拓党内监督的新境界，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坚强领导核心。（张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