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产业政策“无用论”之争：）

“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

这是近几日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发问，该文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并引发讨论。

他的基本观点为：产业政策仍遗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会扼杀企业家精神，滋生寻租土壤，于创新并无益处并终将失败；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

9月11日下午，在深圳的一场“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上，张维迎与深圳市前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等人就产业政策问题以及深圳的做法展开了讨论与交锋。

这样的讨论背后更深层次的命题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和企业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在扶持创新这件事情上，政府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从深圳这座创新之城的经验来看，在某些特定的前提下，政府的“有形之手”确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发挥了一定的正面效果。

“最早的天使投资人”

梳理深圳的产业政策，可谓名目繁多。据了解，针对每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市政府每年设立了5亿元的资助总额。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忠朴介绍，在近十年的经济发展与转型中，制订产业政策是一项主要工作，每年滚动的产业布局约有30个左右，尤其是近五年，深圳规划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四大未来产业。

深圳致力于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的“孔雀计划”，同样附带着明确的产业偏好，包括新能源、互联网、生物、新材料等。

一位深圳科技官员曾含蓄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政府给予支持实际上是城市竞争状态下的一种必要动作。另一位海归研究人员则总结，有些项目的确需要大笔资金的启动，在这方面，深圳的财政实力是这座城市的一大优势。

2015年，深圳的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为7003.48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达到40%。

深圳的产业政策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行业龙头的扶持， 深圳科协前主席周路明曾在21世纪经济报道撰文指出：深圳政府的支持方式是养事不养人，而养事的方式也是竞争性项目申报，拿的钱多说明事情做得有成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把它放到大国竞争力博弈的高度来看待，不是分猪肉切蛋糕那点事。

发展到今日，围绕着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高端产业的创业者正在往深圳聚集，一个新的特点是，某些细分领域的创新企业，从诞生之初就已经处于与国际企业赛跑的阶段。

深圳科创委前主任陆健不久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比如柔宇科技，要做的是世界上最薄的柔性显示器，但坦率来讲，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能不能做成并不一定。政府通过‘孔雀计划’，给钱让他们先做出一台，往后才是依靠市场的力量。”

陆健也因此将深圳政府的角色定位于“最早的天使投资人”，解决部分市场失灵。

至于如何选定特定的行业或企业？陆健表示，政府需要有所选择地聚焦，比如扶持互联网产业，是因为深圳本身已经有良好的环境。但他同时承认，“也会有失误的时候”。

产业政策存废之争

陆健所指的政府“也可能犯错”，正是张维迎的论点之一：产业政策是一场豪赌，政府官员很难对未来技术和产业有敏锐的判断力。

但关于“产业政策”的概念界定，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理事长李罗力指出，产业政策更多的是以导向为主，引导一个城市向某个方向发展，而不是具体到要求某个行业或产业达到多大规模，否则就容易成为拔苗助长。

在引导方面，除了显性的产业定向扶持，深圳政府还做了一些相对“隐性”的工作。

深圳市前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深圳手机行业崛起的“秘密”。2000年前后，深圳的手机入网要通过广东省再拿到北京层层审批，因为耗时较长，往往审批到位后，一代手机也已过时。深圳市找到工信部，申请设立一个手机检测分中心，由政府给予一定补贴。自此之后，深圳迅速发展起了手机产业集群。

另一个是音响行业的发展，企业需要有无音的实验室检测设备噪音，但实验室造价达几百万，处于相于弱小阶段的企业难以负担。知悉这一情况后，深圳市政府牵头建了5个实验室向企业开放。

李罗力表示，这就是应该有的产业政策，政府创造条件，提供类似公共服务，去引导产业发展，其他的就不要管得太过具体。

唐杰则总结，深圳的理念是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政府发挥作用有一个前提，就是在市场化、法治不被破坏的条件下。”

张维迎主张废除产业政策的一个核心出发点也正是在于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他在撰文中指出，企业家应该争取的是每个人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给自己的特权。

在他看来，产业政策并非深圳成功的核心要素，真正重要的是深圳仍然拥有国内最法治化和私有产权保护最完善的环境。

“深圳在体制方面的改革仍然走在全国前列，至少我知道深圳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大。各地都有商会，其他地方大多是由政府部门改造来的，深圳是自下而上建立的，帮助大家制订更为公平的竞争规划。” 张维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