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艰难地运行在底部区间，这个时期是最难熬的。但中国经济只是面对下行压力，并非萧条，更不是危机，而调结构、转方式已初见成效。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态势未变。当下最突出问题仍然在供给侧，此时只能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在逆回购+MLF+PSL等结构性工具成为货币政策新组合的背景下，做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总需求管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定向调控，“精准滴灌”。即便PMI低于荣枯线，也要慎用降准政策工具。

　　前天举行的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行长座谈会提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适时预调微调，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在此前一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数据，7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49.9%，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跌于荣枯线之下。为此，有些专家学者建议央行尽快降准，甚至希望连续降准。笔者的观点恰恰相反，即便PMI低于荣枯线，央行也要慎用降准政策工具。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持续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各地区、各部门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最突出的亮点集中在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成效初显。当然，我们更需注意到，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兴衰对经济影响深重。但今年1至6月制造业投资增长3.3%，比去年下降4.8个百分点，而民间投资增速更骤降至2.8%，比去年下降7.3个百分点，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了6.2个百分点。有调研机构的调研显示，对经济振兴信心不足、缺少有效投资标的、融资难融资贵、有效投资渠道较窄或不畅、投资审批手续烦琐以及因此滋生的各类“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较多等因素，是民间投资不断下滑的根本原因。如果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必将严重拖累固定资产投资，进而大大拖累中国经济增长。另外，截至6月末，M2余额同比增长11.8%，增速与上个月持平；而M1的余额则同比增长24.6%，增速比上月末继续升高0.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M1-M2“剪刀差”在继续扩大。还有，7月PMI指数继续小幅下降，低于荣枯分界线，表明经济运行仍存在下行压力。

　　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和影响因素，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稳定，但更需要淡定。中国经济目前正艰难地运行在底部区间，这个时期是最难熬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对货币政策的渴求最容易纠结在是否应从稳健向适度宽松转变上。因为，从理论上讲，经济下行所对应的货币政策类型，自然就是适度宽松与宽松。可问题是，当下的中国经济，虽仍存在下行压力，但只是下行压力，并不是萧条，更不是危机，而调结构、转方式已初见成效。看7月PMI分项指数，产成品库存、原材料库存、采购量等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购进价格指数有较大幅度提高，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也明显提高。这表明企业信心和市场预期在趋向增强。综合研判，中国经济仍处于筑底企稳的过程中，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态势未变。当下中国经济突出问题仍然在供给侧，所以，这个时候只能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再加定向调控。须知，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其边际效用会越来越低。

　　再来看存准率，存准率通常决定着货币乘数和银行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对货币供应量有着较强的影响力。2015年至今，央行多次降准，同时辅以定向降准的方式，逐步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准率。截至目前，大型和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存准率分别下调至16.50%和13%。不过，二季度以来，央行迟迟没有降准，而更多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比如通过逆回购+MLF+PSL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笔者认为，眼下加强流动性调控，慎用降准工具的操作方法是切合实际的、有效的。

　　当下信贷总量处于历史高位，市场上流动性已较为充裕，频繁降准显然不合时宜。同时，M1和M2持续背离，显示尽管企业资金宽松，但因投资方向不明，投资动能不足，不少资金沉淀在银行活期存款成为“死钱”，似乎已形成“流动性陷阱”。此时若再降准，释放出来的资金，要么滞留在银行，继续增加M1；要么继续助长金融加杠杆，吹大资产泡沫，这对经济负面作用都会加大。再有，鉴于我国货币乘数已超过5，处于5.16的历史较高水平，降准的必要性并不强。千万别认为，全球央行都在开启新一轮宽松潮，别人宽松而我国不参与，会对我国经济不利。实际上，仔细分析，在当前形势下若开启新一轮宽松，才会对我国更加不利。

　所以，下半年的主题，仍应是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抑制资产泡沫，严防企业资金“脱实向虚”。主动引导实体经济需求，持续深化“放、管、服”和财税、金融、创新、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除了培育新经济结构，强化新发展动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还要加强军民融合，促使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军民融合可催生万亿级市场，形成通用航空、军工企业混合制改革和科研院所改制三大重点。同时，加强产融合作，使我国产业信息与金融机构对接机制基本建立并有序运转，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产业的能力，促进产业与金融互动良好，重点产业健康发展，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

　　在宏观政策路径选择上，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水平合理充裕，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在逆回购+MLF+PSL等结构性工具成为货币政策新组合的背景下，做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总需求管理，定向调控，“精准滴灌”。更要紧的是，须尽力增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性，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比如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措施，确保全面营改增后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保证公共支出能力和力度，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领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严格执行信贷政策，盘活信贷存量，调整好信贷结构，通过收回再贷、展期续贷等方式最大限度帮助企业解困，对资金困难企业不得随意停贷、抽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