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数据与财新指数呈现出相反趋势原因在于,与官方数据侧重大企业不同,财新PMI数据主要关注中小企业。分析人士提醒说,财新数据一个月的反弹并不能证明中国经济已经企稳,下半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撑不能松懈。预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是保证支出力度;二是落实减税降费。货币政策仍将维持稳健略偏宽松,着力引导资金“脱虚向实”。
回顾上半年中国经济形势,民间企业投融资意愿不强,资金严重“脱实向虚”,是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因素。
先说民间投资。在中国保经济增长压力加大时,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过60%的民间投资下滑,是让中国政府着实头疼的问题。民间投资下滑的直接原因有多种,但关键原因是“双萎缩”——市场环境萎缩和融资环境系统性萎缩。对民间投资下滑问题,国务院已多次开过会、发过文件,但情况仍然不见好转。日前,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组成7个督导组,分赴北京、辽宁、安徽、山东、河南、湖北、青海7个省(市)开展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导。国务院派出督导组赴各地调查,可能会发现很多问题,但民间投资下滑是一系列因素的结果,发现问题并不代表就能立刻解决问题。如何寻求突破才是关键。
据透露,下一阶段,我国将从营造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着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切实降低企业成本负担等多个方面同时发力,出台一系列改进措施和具体政策,应对当前民间投资下滑的问题。
从稳增长的思路来看,下半年,需求和供给两端都不能少。正如中央政治局会议最新确定的,一方面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则要坚定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改善供给水平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同时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而扩大总需求的手段离不开投资,尤其是在经济艰难转型时要维持一定速度的增长,扩张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其作用不可或缺。但是,释放的投资增量必须要引向实体经济。
这其实引出了第二个问题:资金“脱实向虚”。由于前些年的投资泡沫,有名无实的低效资产和庞大的不良债务积累到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市场担心现在不处理 “僵尸企业”,中国经济就有可能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有分析人士梳理了多家银行的年报,发现“信贷资产呈进一步萎缩趋势”,在中小银行中这一表现更为明显。贷款在总资产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有的甚至不足30%。由于优质信贷资产难觅,银行不得不把大量的资金配置到其他相对安全的资产中去,比如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信托受益权项目以及银行同业发行的理财产品和债券市场上评级较高的债券,由此逐渐形成一个金融闭环,“货币空转”现象越发明显。国内银行业很早就提出要加强金融机构的商业性和独立性,使政企分离、政银分离、银企分离。但实际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在这些年更加严重。此前央行调查显示,国有商业银行至少3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受到各级政府干预所导致的;还有30%的不良贷款是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所形成的。如果这种格局不改变,实体经济特别是在国企存在的市场风险,将更多传染给银行,势必增加爆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 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自 “超日债”违约打破刚性兑付以来,目前共有16家企业发行的25只债券实质性违约,涉及金额超400亿元。今年以来已有10家企业发行的18只债券违约,违约金额为169亿元。央企、国企的债券违约占比近六成,远超民营企业。截至今年上半年,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存续规模为9.3万亿元,今年迎来集中兑付高峰期,约有4.45万亿元需到期兑付,下半年债券市场将面临较大的兑付压力和再融资压力。正如学者向松祚所言,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困难和风险是庞大的债务扩张和信贷扩张所引起的各种风险。截至6月底,我国非金融类公司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了114万亿元,信贷增长不仅导致货币信贷的效果越来越低(创造1元的GDP至少需要5元信用来推动),还带来严重的银行系统风险 (二季度末不良贷款率达到1.81%)。
正因如此,此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隐患,“抑制资产泡沫”更是被首度列入重点。其中,房地产泡沫被认为是中央“抑制资产泡沫”的重点对象。未来,围绕住房按揭利率、首付比例、土地价格乃至房地产商的资金链,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出台何种力度的政策,将成为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关键。降低企业资金成本也是“抑制资产泡沫”的一个重点工作。李克强总理日前在与世行行长等人举行的“1+6圆桌对话会”上,提出“多措并举积极稳妥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这被认为是促使企业既“去杠杆”又“降成本”的重要政策指向。可以预计,围绕这方面工作,中央将在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降低宏观税费负担、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压力等方面出台更多政策措施,令企业更具活力。此外,围绕高杠杆及债务违约问题,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政府财政不会轻易兜底,“部分企业债务高,发生违约,但没有爆发系统性风险,政府需要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防止一些大而不能倒的机构发生风险。”这透露出中央的一个政策思路:未来将容许更多国企债务违约事件发生,这有利于打破市场的“刚性兑付”思维惯性、培育市场的风险意识、建立更加成熟的债券市场。
总之,在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需要持续“去杠杆、挤泡沫”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将会兼顾扩大需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