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凯恩斯经济学诞生为标志，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平抑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经济治理的主要内容。面对经济衰退，无论是货币政策刺激，还是财政政策刺激，其基本逻辑在于增加总需求，通过需求变化来引导生产供应，进而实现宏观经济均衡增长。但宏观经济增长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已经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所能演绎的能力。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对独立，微观经济作为假定条件包含在宏观经济理论模型之中，看似相容实则冲突的现实，严重削弱了政策刺激的实施效果。如果宏观经济增长可以简化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大体系，那么就不会有“南北差距”和经济衰退难题了。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仍然需要创新来驱动。

　　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衰退，各国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的逻辑在于扩大总需求，通过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将名义利率降至零上下，以此倒逼银行扩大信贷、居民增加消费、社会扩大投资，促进宏观经济复苏。但实际结果是各国经济在避免了“大衰退”的同时，却迎来“大萎靡”，流动性泛滥加剧了金融市场投机，资产价格过快增长并未通过财富效应增加社会消费和投资，各国内生经济增长动力依然疲弱，而过低利率环境正导致银行体系风险加快聚集。

　　在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日渐失灵的过程中，各国加大财政刺激的呼声渐起。即使是财政刺激政策，实际上也是政府需求的期限转换，虽然近期需求扩张，但中远期需求必将受限，还可能会引发未来巨大政府债务负担问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或多或少有凯恩斯主义的影子。这其实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过程，但充满了巨大不确定性。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滞胀彻底宣告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局限性。

　　其根本原因在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政策刺激原理上是总需求调节，而经济增长从长期看则是生产供应端的有序扩张。理论上分析，也存在政策刺激匹配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但现实约束条件过多。比如，经济衰退是微观市场经济规律自发作用结果的总和，市场出清的内在要求需要通过痛苦的方式进行调整，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升级。但政策刺激的结果，往往是需要被出清的企业和产业苟延残喘，总需求的扩张并非以有效的方式存在，一旦失去政策的持续刺激，微观市场需求将会出现断崖式下降。负利率政策实施的一个期待效应是社会消费需求的扩张，但消费需求扩张主体——中等收入以下群体的购买力反而出现相对下降，出现了现金囤积现象。由于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相对独立运行，刺激政策所赖以生产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实际上无法刻画、反映微观经济领域的运行规律。基于短期调节的刺激政策，并不能自发促成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形成。

　　经济增长仍需创新驱动

　　经济增长理论是一个历久不衰的经济学研究课题。从储蓄率、投资率、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制度演进等的研究，丰富了人类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认识。那么，经济增长到底是什么？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还是社会物质的累积，说到底还是要素的优化配置，而要素优化配置实际上是创新驱动的过程。人的收入，要体现在社会就业体系之中，只有人的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才能获得稳定的增长，这就需要积极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新意识。社会物质的累积，也与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密不可分，历史上每一次经济的跳跃式增长都伴随着重大科技创新。

　　应该看到，社会资源的配置结构要受到微观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各种既可能冲突又可能包容的微观供求关系，自发调整着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失败的社会资源配置结构，必然要以痛苦的市场出清方式来解决，最终表现为失业和企业退出。若微观各个市场出清的节奏相同而影响累积，则会产生宏观经济衰退的结果。

　　在应对经济周期衰退问题时，宏观经济治理政策能够发挥一定积极作用。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以总需求扩张来应对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暂时抑制经济增长的断崖式下跌。特别是稳定总需求的政策刺激，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金融环境，也一定程度缓和了微观市场内部的剧烈调整。虽然2008年全球经历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但至今未出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情况。

但要高度警惕政策刺激依赖症的形成。政策刺激持续、过度使用的副作用是市场对政策刺激的高度依赖。这种情况在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或多或少存在。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质化宽松货币政策，再到负利率政策，实际上也是宏观经济治理政策捉襟见肘的困窘。在长期凯恩斯主义指导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刺激空间已经非常狭小。目前，各国经济实践正往危险境地演变，中央银行已经成为国债的主要购买者，中央银行直接为财政透支的禁忌已经被打破，未来究竟如何演变需要高度警惕。

　　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但危害正在显现。英国脱欧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偏好大落大起，金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进程预期的弱化，对英国采取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的期待，已经导致主要国家股票市场指数快速回升，并创下新高，不仅蕴含了巨大的风险隐患，而且也不可能会实现全球经济稳定增长。

　　从根本上说，最终只有依靠科技进步科技创新和微观主体积极创业的内在驱动，加快供给侧改革，坚决出清僵尸企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才能引导宏观经济培育并形成内生经济增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