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因为上了电视，河北保定南峪村的很多村民还不知道，那个每天蹲在“三马子”后面念叨着“垃圾分类”、挨家挨户收垃圾的“外边来的姑娘”，原来是刚刚回国的海归硕士。

　　收垃圾的“三马子”特意改装过——底盘放低，前后各放两个大垃圾桶，分别装着“能在地里腐烂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中间装可回收物。跟在“三马子”后面的陈立雯，从2009年起，就一直追着垃圾跑。

　　追垃圾的时间长了，站在马路边，陈立雯远远就能闻出垃圾车的味道。她跟着这些垃圾车，跑进全国许多地方的垃圾焚烧厂。为了申请信息公开，帮助环境污染受害者维权，她还曾跑进法院，把广州市环保局、杭州市环保局、四川省环保厅先后送上被告席。她从一开始，就希望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可是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垃圾被混在一起进入焚烧炉。

　　走访垃圾填埋场、焚烧厂期间，陈立雯看到许多因为混合处理造成的污染，“已经不能简单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没有垃圾分类管理的地方，永远无法摆脱垃圾的困境。”陈立雯认为，源头分类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办法，“一旦混合，后面就很难办。”

　　陈立雯来到南峪村之前，这里和很多农村一样，一点点被垃圾包围。“三马子”的驾驶者张大哥对此感受最深。作为南峪村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员，被问起原来的垃圾池，他立马皱起眉头，别过头去，好像在躲避印象里那股“冲鼻子”的味道。

　　在以前，只要下大雨，村口的拒马河就会漂起一层红红绿绿的垃圾，平时散落在山沟水渠里的垃圾被冲到河里。这几年，南峪村靠旅游把贫困的帽子甩到了身后，村委书记段春亭担心，刚刚吸引来的游客，会不会因为随处可见的垃圾不再回来。

　　中国扶贫基金会就南峪村的难题找到陈立雯之前， 她正在城市尝试从“垃圾围城”中突围。她面临最大的问题在于，几十年来，垃圾的后端处理都是混合处理模式。很多城市都采取“全量焚烧”——垃圾产生量是多少，在建的焚烧厂处理量总和就是多少。

　　“因为垃圾焚烧项目一旦建起来就是一个不得不喂的大口，只会要求垃圾增量，垃圾分类则是垃圾减量的过程，所以两者势必要发生冲突。”

　　在她走访过大大小小的垃圾焚烧厂里，门口无一例外都有地秤。政府按照重量给焚烧厂补贴，垃圾越多，收入越高。垃圾分类是“减量”的过程，占到总垃圾量一半以上的厨余垃圾被分出去，也就等于给焚烧厂的收入打了折扣。于是，陈立雯想在还没有立起垃圾焚烧烟囱的农村，给垃圾分类寻找空间。

　　曾经在法庭上拍桌子的手，现在伸进每家每户大大小小的垃圾桶，从剩饭剩菜里把零星的塑料拣出来。将垃圾“干湿分离”，起码能减少50%的垃圾。

　　陈立雯已经准备好可能和原来的清运公司产生矛盾，令她意外的是，清运公司听说她在做垃圾分类，专门把负责垃圾处理的政府领导也一起请了过来，考虑推广垃圾分类。

　　与城市里常见的按处理量付费不同，这家清运公司按照面积承包全村的垃圾，垃圾越少，他们处理的压力也就越小。

　　在陈立雯看来，更重要的是，在村子里“能敲开家门”的工作是推广垃圾分类最理想的形式。

　　在南峪村，有什么事情，陈立雯都可以推开院门，走进去跟这家的村民商量，这在城市是没法想象的。

　　她听朋友说起，有学者研究过社会信任与垃圾分类之间的关系，“社会信任低到一定程度，垃圾分类就做不成”。如果居民分好类，垃圾车过来，混在一起拉走了，“只要看见一次。”陈立雯比出一根手指，“以后的垃圾分类都没法做。”

　　试图在城市推动垃圾分类时，陈立雯甚至都没有去敲门的机会，进入小区需要街道办事处与物业的配合，环卫公司负责垃圾收运，后端处理则是城管委调控。要打通的环节太多，愿意搭理她的却没有几个。

　　“现在的垃圾处理方式，只是让人们‘眼不见为净’。但是垃圾运走之后怎么处理，大家都看不到。无论是填埋还是焚烧，垃圾处理的经济和健康成本从来没有明白地摆在大众面前。”陈立雯说。

　　追着垃圾跑的这几年间，陈立雯看到混合垃圾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几十年前填埋的垃圾，已经把那块场地“污染透了”。因为不知道这堆混合物里发生了多少化学反应，任何动作都可能产生无法预知的危险，也就只能让这些人类的废弃物继续埋在地下。

　　而在国内，虽然打着“无害化处理”“发电”的垃圾焚烧厂一个个冒了出来，但陈立雯知道，没有分类的垃圾，对焚烧厂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干湿混合的垃圾，发电效率不高，会产生更多飞灰和不能处理的废渣。

　　陈立雯在国内见到过污染受害者，他们的家都住在垃圾填埋场、焚烧厂附近。正式成为全职的环保工作者之后，陈立雯代理的第一个案件是谢勇诉江苏海安垃圾焚烧厂，这也是“中国首起垃圾焚烧致病案”。

　　谢勇的孩子谢震川出生于江苏省海安县胡集镇谢河村四组，正是垃圾焚烧厂排污的下风方向，直线距离191米。陈立雯看到，这个当时还不到两岁的孩子不能站立，不能坐，只能吃流食，每天有癫痫发作。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谢勇发现谢震川的眼睛不能随物体转动。跑了好几家医院，最后诊断为“脑性瘫痪”。

　　帮谢勇这样的污染受害者维权，跟污染企业、环保部门打交道，陈立雯的感觉像“挤牙膏”，每往前进一步，都要费不少周折。通过申请信息公开这样的法律途径干预污染时，面对企业与环保部门的回避与推诿，陈立雯的口头禅是，“我就火了，我很生气！”

　　在南峪村收垃圾的过程中，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不是给我做的，这是给你们自己做的”。挨家挨户收垃圾的时候，每碰到有人随口说一句“给你搞好了”，陈立雯都要拉住他，认真反驳回去。

　　“垃圾是他们自己产生的。”走在南峪村南坡的碎石路上，陈立雯一边说着话，一边不时俯下身，捡起路边草丛里的各种垃圾，“要让他知道，处理垃圾也是他的责任。”

　　她不认为垃圾分类进展缓慢是有些人口中的“国民素质”问题。“素质是教育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做过深刻的环保教育。”说到这个话题，她语速飞快，“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怎样传递信息？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刚来南峪村的时候，陈立雯就组织村民集体捡过一次垃圾。她后来才知道，自己下手翻看那堆没有人愿意靠近的垃圾，这个对于她来说只是习惯的动作，被很多人记了下来。之后上门收垃圾，村民都非常配合。

　　在村里，每家的情况她心里大概都有数。这边这个大妈家她“一直很放心”；那一家都是老人在家，住得也高，收垃圾的喇叭声可能传不到，她就顺着土路爬上去叫门。

　　遇到事情，陈立雯就在微信群里呼喊。今天准备厨余堆肥场地，明天买垃圾车，还有清理垃圾池，商量之后的监督手段……她都要找村委书记协调。她一度担心，“书记哪天被我呼唤烦了，我可能就得离开南峪村了。”

　　好在书记一直没有显示过厌烦，一有时间就跟陈立雯聊垃圾分类的事情。陈立雯也不愿离开村子。跟人聊起南峪村垃圾分类项目的进展，陈立雯提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关系理顺”，在她看来，硬件的部分都好解决，垃圾问题最终还是人的问题。“关键就是，做事的人是不是把垃圾分类放在心上。”

　　陈立雯最开始接触垃圾分类，源自2006年做志愿者时的一个小游戏——找一根长绳，在地上围个圈，把一天要产生的垃圾都倒进去，让圈子里的人想办法，不离开这个空间，怎么把自己的垃圾处理掉。

　　在人口以“百万”“千万”来计数的特大城市，这个圈子围得太大——今天大包小包拎下楼的垃圾，第二天一早就被运到了四环五环之外，随着焚烧炉内的火焰化成烟气和废物，“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无形的”。但是她心里明白，无论是埋在地下还是飘入空中，这些人类自己产生的垃圾，终究会以另一种面目回到人们身边。